上大学的时候，在书店看到过一本书，书名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随手翻过几页，感觉就是文青的无病呻吟，没啥意思，但记住了作者名字，许知远。
后来才知道，这个名字是装逼界的天花板。
今天之所以又想起来这个书名，是因为看了一个视频。
是一个上海的记者辗转失业之后，也在搞自媒体，用视频号讲了很多故事。
既有他自己摆摊的时候被城管撵着跑的事，也有一些前媒体人离开媒体圈之后的各种故事。
比如其中提到了一个我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不少人都知道的名字，简光洲。
当年引爆三聚氰胺事件并导致国内乳品行业大动荡的记者。
看了这个视频才知道，简光洲其实2012年就下海了，说是因为被追杀，被迫离开了媒体行业。
不过，我个人主观上更倾向于认为，是那时候简光洲可能觉得自己差不多了，所以下海经商去了，因为他是自己去搞了个公关广告公司。
公关公司失败之后，简光洲也尝试过其它行业，都不成功，现在在卖酒。
之前还看过一个同样是上海媒体的记者辗转失业之后，尝试了很多事，也都不成功，还离了婚，只能有一搭没一搭的做自媒体，以前还能接点商单，现在商单也没了。
这些人可能很多人酒酣耳热之际，可能还会想起新闻理想。
不过新闻理想这四个字，我一直都觉得挺滑稽的。
20多年前，我在杭州一个报社刚入行的时候，一起应聘进去的有四个人，我和另一个小伙子，还有两个姑娘，我们四个人差不多大。
之后两三个月，就有一个姑娘被淘汰了，再没联系了。
我和另一个姑娘做记者，每天到处跑，很辛苦，写稿子挣工分，还得提心吊胆，怕自己稿子被毙了。
另一个小伙子就好多了，进去了就直接做编辑，不用操心工分的事。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小伙子突然找我俩说一起吃个饭。
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领导也让他走。
我俩都很诧异，问他为啥，他说，领导说，感觉他就是来挣个工资，但我们来报社是为了新闻理想，不光是为了挣那点钱。
然后那个小伙子就回绍兴老家继承家产去了。
我在那个报社干了一年半，认识了不少有意思的人，也差不多跑遍了杭州的大街小巷。
2005年3月，裸辞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第一个工作是个杂志，老板是90年代揭露过基金黑洞的记者，不过那个杂志也主要是做基金行业的，我的工作其实和杂志没啥关系，也不用写稿子，主要是帮一些基金发行做点宣发工作，联系全国各地的媒体，找他们发软文广告。
那时候年轻无知，来上海以后常有各种人约我见面聊天，也不知道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人，后来老板接了个神秘电话，就说我不能在那干了。
老板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后来又经商，但读了很多书，公司有个仓库，主要就是放他自己的书，杂志的过刊只占很小一部分。
那个老板其实还挺喜欢我的，觉得我工作还行，就打电话又去问，看能不能让我以别的方式留下。
不幸的是，他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不行，我只好走了。
临走前，他开了个会，训了我半天，主要是说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还是太无知了，年纪轻轻，不想着多赚点钱买房买车，搞这种没用的有什么用。
我说，我没搞什么，就是和别人聊聊天啥的，吃饭还经常是我掏钱。
老板说，行行行，你不用说了，反正就是你无知，你记着我的话，以后你会明白的。
他又说，我刚开始干媒体的时候，也有新闻理想的，但现在就想着多赚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不操心自己管不了的事。
其实那时候新闻理想在我这并不是什么好词儿，我也没有这玩意儿，也只是把媒体的工作当成一个挣点钱养家糊口的工作而已。
那些年媒体里多的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公知，我之后又辗转过几个大大小小的媒体，也见过不少，其中有果粉，有原教旨的自由派，我都没什么好感。
不能说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吧，至少有一部分这个原因，他们发现我并不喜欢他们那套之后，对我都挺刻薄的，各种穿小鞋，下绊子。
2016年之后，网上的公知日渐稀少，传统意义上的南方系媒体也不再活跃，偶尔有些涟漪泛起，网友也是大骂新闻学教的都是什么破玩意儿。
这几年，经常有些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只能等着官方通报，要么就是个人实名发声，而像之前那种媒体的调查报道基本上也绝迹了。
这时候又有人出来大骂，媒体都是干什么吃的，张雪峰的含金量还要增加云云。
我以前也解释过，其实传统的那种调查报道早都没了，不存在了。
一方面是环境的变化，调查记者单枪匹马深入调查一个事情，难度比十多年前大多了，很难接触到真相。
另一个也是环境的变化，因为传统媒体正在崩溃，已经养不起调查记者了。
所以，曾经在这个行当叱咤风云的头部顶流们，这些年也都纷纷转行干其他的去了。
有的成功上岸，干其它的也挣了钱，有的还在为生存而挣扎。
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已不再年轻，都已经是头发开始减少、身材开始走样的油腻中年了。
而他们当年的新闻理想，也和他们的青春一样，只存在于酒酣耳热、醉酒高歌的时候了。
老兵不死，只是凋零。新闻老兵也一样，不同的是，在那一波之后，就没什么年轻人还对新闻理想感兴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