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8月开始，中央作出停止东北局工作的决定通知。在此之前，东北局名义上还是存在的，只是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了，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负责全面领导。
收到这一通知后，宋任穷就隐隐感到不对。不久，这一决定公之于众，大家都认为包括宋任穷在内的东北局干部，将不再受到“保护”。不久，宋任穷遭到不断批斗，问题也随之不断升级，变得愈发严重。
而打倒，也就成了必然发生的事。
遭到不公正的批斗对待后不久，宋任穷特地跑到李富春家里，做简要的交待。李富春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从66年运动开始就协助周总理主管经济工作。
宋任穷汇报过自己的情况后，又一脸严肃地恳求李富春：“我希望你能帮我作个证明。不管他们怎么斗我，我决不会走向自杀的道路。我宁可被打死，也不会自杀。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出来替我作这个证明。”
李富春听完不知道该说什么，轻轻拍了拍宋任穷的肩膀，并与之握手，算是一个短暂的告别。宋任穷的言外之意李富春明白，就是怕莫名死后，被人说成自杀，还是畏罪自杀，宋任穷万万不能接受。
时任东海舰队司令，兼海军副司令、南京军区副司令的陶勇中将，于1967年1月21日在海军招待所的离奇死亡，给宋任穷带来无比的震撼。关键是陶勇死后，被时任海军政委的李作鹏，定性为“畏罪自杀”。
宋任穷对陶勇并不陌生，解放战争时期好歹在一个野战军混过。1948年年中，宋任穷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参与组织淮海战役；而陶勇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参与了淮海战役。
宋任穷跟毛主席有着不浅的渊源，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他不仅参加了，还接受了三湾改编。当毛主席纠结该把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安置在罗霄山脉的哪里时，宋任穷及时送来江西省委的密信和罗霄山脉的革命情况。
最后，毛主席选择了井冈山，作为燃起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起源地。
初次见面，宋任穷就给毛主席留下了忠诚、可靠、聪明、干练的好印象。秋收起义余部上井冈山，对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进行帮助和改造时，毛主席派宋任穷担此重任。
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开始，毛主席就不断给宋任穷加担子。新组建的红28军缺政委时，毛主席派出了宋任穷。以红四方面军部队为主改编的八路军129师诞生后，毛主席又指派宋任穷担任师政治部主任一职。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宋任穷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后来的开国上将中，只有5人入选，可见其不凡程度。抗战胜利后，宋任穷主要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但是到1948年突然转至豫皖苏分局、豫皖苏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而这背后，也必然有毛主席安排的身影。
1954年，军委任命宋任穷出任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总干部部可不得了，它当时负责着全军干部的考核、任命、调配、抚恤、保健、组织等等。
1960年，宋任穷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世著名的开发大庆油田、开垦北大荒，就是在他手上进行的。
宋任穷在那十年的遭遇，跟许多老干部一样，起起伏伏，变化多样。
1966年4月16日，一个月前刚从杭州开完会回来的宋任穷，再次接到中央要他到杭州开会的通知。他事先并不知道开会内容，直到到杭州才知道，原来是关于文化革命的。
后来，回到东北的宋任穷，在革命和生产之间犯了难。他试着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愿彻底“革命”、放弃生产。一开始，毛主席是坚决保宋任穷的。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会见越南的胡志明，建议胡找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等大区书记同志谈谈。2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宋任穷还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毛主席还找他谈话，关心他的近况。
新的部门辽宁省革委酝酿成立时，毛主席有意宋任穷出任副主任。可惜辽宁省革委还没成立，宋任穷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从“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到出“问题”，前后不过一年时间。
宋任穷是1974年被“解放”的——定居北京接受治疗，但工作却是1977年10月才重新分配的，出任七机部部长。历经七年坎坷，终于熬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