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能从零起步组建起一支成建制的部队，不仅考验胆识和智慧，更需要在枪林弹雨中经受生死的考验。一位原本籍籍无名的营长，竟能把只有7个人的游击队扩展成一个整团的武装力量，然而令人唏嘘的是，在1955年新中国首次大授衔之际，他却因为一纸“悔过书”，与中将军衔擦肩而过。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骏鸣1902年生于河南确山一个普通农家。1920年代，他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文化素养，很快从普通士兵晋升为营长。
1930年，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冯玉祥联合阎锡山等势力反蒋，然而最终兵败下野，其部队也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蒋介石对于这些杂牌军素来怀有戒心，他很快便将第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前线，让他们与红军作战，意图借刀杀人，坐收渔翁之利。二十六路军的广大官兵不愿成为蒋介石手中的棋子，在季振同、董振堂等人的领导下，毅然发动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加入红军的行列。
宁都起义部队随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周骏鸣也因其出色的军事才能，由营长擢升为团长。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一些人因石友三等人的历史渊源，对出身西北军的军官抱有偏见，认为他们难以胜任红军的指挥工作。在这种背景下，红五军团中不少西北军出身的营、团级干部相继被调离主力部队，周骏鸣也在其中，被派遣回老家确山一带开展地方武装工作。
彼时确山地区的敌情异常严峻，反动势力盘根错节，力量强大。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周骏鸣深知无法公开活动，只能秘密联络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积极分子，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播撒革命的火种。然而，历经一年多的艰苦工作，队伍的组建却进展缓慢，收效甚微。
1933年冬季，组织上任命周骏鸣为确山县委书记。走上新的岗位后，他积极转变策略，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在多个乡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并采取灵活多样的斗争方式，与当地的反动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凭借着卓越的工作能力和显著的成绩，仅仅半年后，周骏鸣便被提升为河南军委书记，肩负起领导鄂豫边地区武装斗争的重任。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34年夏季，豫南中心县委书记不幸被捕并叛变，负责与中央联络的交通员兰德修也因此落入敌手，这使得周骏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彻底中断。不久之后，由于叛徒的出卖，周骏鸣也不幸被捕入狱。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阴险狡诈，他利用叛徒炮制了一个所谓的假“省委”，企图以此为诱饵，一举抓捕鄂豫边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
为了粉碎徐恩曾的阴谋，保护潜伏的同志，周骏鸣毅然决定以个人安危为重，他在敌人的“悔过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用“假投降”的策略成功地蒙蔽了敌人。脱离牢笼后，周骏鸣冒着巨大的风险，暗中多方打探，最终重新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详细汇报了自己被捕的经过以及敌人组织假“省委”的阴谋，鄂豫边党委果断采取措施，迅速切断了与假“省委”的一切联系，从而使一大批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同志幸免于难。
周骏鸣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和对党的忠诚，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上级组织因此决定调他到豫鄂边区工作。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猜疑，周骏鸣婉拒了这一安排，他决心再次回到地方，重新拉起一支属于人民的武装力量。经过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周骏鸣将目标选定在信阳、确山、桐柏和泌阳四县交界的铁幕山区，这里地形复杂，有利于游击活动，且敌人的势力相对薄弱。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宣传和积极筹备，周骏鸣终于组建了一支游击队，而包括他自己在内，队伍仅仅只有七个人。
他们手中的武器更是匮乏，仅有三支枪，子弹也少得可怜，只有两发。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换作常人，恐怕连坚持下去都十分困难，更别提发展壮大了。
然而，周骏鸣并没有被眼前的困境所吓倒。他深知敌强我弱，不能硬碰硬，便巧妙地利用夜色的掩护，果断除掉了当地两个民愤极大的恶霸，成功缴获了几支枪和上百发子弹，初步改善了游击队的装备。
紧接着，周骏鸣又抓住当地庙会人员疏于防范的时机，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反动民团，一举夺取了十几条枪和数百发子弹。这两次战斗规模虽小，却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打响了周骏鸣的名声。
之后，他以缴获的武器为基础，积极吸收当地的进步青年和积极分子加入游击队，使队伍迅速发展到了数十人。有了初步的实力后，周骏鸣灵活运用伏击和长途奔袭等战术，不断打击敌人的小股力量，在缴获更多武器装备的同时，游击队的规模也持续扩大。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用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周骏鸣就将这支最初只有七个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拥有1300多人的队伍，充分展现了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
不久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周骏鸣所部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他出任团长，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
一年后，第八团进一步扩编为新四军第五支队，红军时期的骁将罗炳辉担任支队司令员，周骏鸣则担任副司令员，两人珠联璧合，共同指挥部队在豫鄂边区与日伪军展开了多次浴血奋战，成功开辟了桐柏山、淮南和淮宝三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在抗战时期，于敌后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已属不易，而周骏鸣却能率部开辟三块，足见其军事指挥才能之高超。抗战胜利后，周骏鸣又投身于解放战争，先后担任华中军区参谋长和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等一系列关键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1955年，新中国举行首次大授衔，在参加过宁都起义的队伍中，涌现出了29位开国将军，其中军衔最高的李达，在宁都起义时仅是一名连长，其职务远低于当时的团长周骏鸣。
新四军最初的十个团长中，有七位在建国后仍然健在，在大授衔时，第一团团长傅秋涛和第六团团长叶飞都被授予上将军衔，第三团团长黄火星、第四团团长卢胜、第五团团长饶守坤都被授予中将军衔，手枪团团长詹化雨也被授予少将军衔。以此推断，无论从资历、战功还是职务来看，周骏鸣极有可能被授予中将军衔。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大授衔前夕，周骏鸣却被调离了部队，而原因竟是有人重新翻出了他1935年被捕后写下的“悔过书”。当年，为了阻止敌人的阴谋，保护地下党组织，周骏鸣迫不得已采取了“假投降”的策略，在“悔过书”上签字，成功骗过了敌人，并在出狱后及时向上级汇报了敌人的阴谋，使得许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幸免于难。
然而，时隔多年，由于一些关键人物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当年的情况已经难以完全查证清楚，一些人便借此机会翻“旧账”，质疑周骏鸣的历史清白。尽管周骏鸣曾为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最终还是因此事被调离了部队，遗憾地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
虽然未能获得应有的军衔，对于周骏鸣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遗憾，但组织上充分肯定了他对革命的贡献，任命他为水利部副部长，与他搭档的部长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傅作义。从行政级别和待遇上来说，水利部副部长的级别与中将相差无几，这或许也算是一种安慰。
此后，周骏鸣还曾担任过林业部副部长和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最终以正省级待遇离休，安享晚年。
2003年，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将军因病逝世，享年101岁，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