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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想象，1944年7月7日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电报的反应是既震惊且愤慨。
当他把电报拿给宋美龄看时，禁不住叹息上帝为什么如此惩罚他。特别让他难过的是，罗斯福电报抵达之日正是七七抗战的七周年纪念日，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中国决心抵抗到底的纪念日。
美国政府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个日子的特殊意义，但是蒋介石就不同了，他联想到罗斯福的电报，在他看来，中国抗战本就是反抗日本人想统治中国的野心，而现在美国人想统治中国的野心比日本有过之无不及，这封电报是对中国的莫大侮辱，充分暴露美国想要彻底主宰中国内政的阴谋。
等到蒋介石情绪恢复平静之后，他初步结论是有三个选择：
他在7月7~8日开始草拟给罗斯福的回电，决定选择第三条路。
因此他给罗斯福的回复中包含以下几个重点。
蒋介石到底基于何种理由，这么快就对罗斯福电报作出正面答复？
答案并不明确，但是至少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一个是他打算规避现实，利用各种借口拖延时日，消磨罗斯福的锐气，最后使美国的要求不了了之。不过，假如他本来的动机是采取拖延战术，那他至少可以再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给罗斯福回电。然而他却选择及时回电，所以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
第二个是蒋介石基本决定接受罗斯福要求，但由于担心许多其他因素，包括国内可能引起的政治风暴，和史迪威不愉快的共事经验，以及把整个中国军队交给一个外国军官指挥的不可知后果，等等。因此他在交出指挥权前想做好万全措施。虽然这种做法和蒋介石以往的行为大有出入，但是在美国巨大压力下，这或许是他最切合实际的对应方法。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回电的解读，可以严重影响它此后数周中，如何看待蒋介石的行为和它自己的对策。从当时美国领袖的心情来看，他们大概非常高兴这么轻易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他们也可能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既然蒋介石已经作出承诺，那么下一步就是等他短期内兑现承诺，而不节外生枝。
殊难想象的是，美国领袖中，没有一位曾经对蒋介石此时心情产生过好奇，想追根问底。恰好相反，他们毫无例外地都一致等待蒋介石尽快把兵权双手奉上。当蒋介石没有让他们如愿以偿时，他们马上指责蒋介石故意失信，食言而肥。
事实上，罗斯福电报让蒋介石的情绪在整个7月间汹涌澎湃。
有时（比如7月11日)他会发誓，要尽力维持好中美关系，“对美外交自当力图补数”。万一终归徒劳，也只好听天由命，必须保障中国独立、自主和拒绝向外国屈服。但是有时（比如7月14日)，他又会感叹过去中国孤军抗日的日子其实好过得多。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落入美国掌控之中，而美援的本质也不在支持中国，而只是替美国作宣传工作和利用中国。再有时（比如7月16日)他又发誓绝不再对美国作出任何让步，指责美国的要求是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行为。他也推测，假如拒绝美国请求，美国将会停止援助，撤退空军，间接帮助日本击败中国。
在7月16日，当孔祥熙来电报告，罗斯福依然坚持中国必须立即宣布史迪威任命时，蒋介石的反应是，他也坚持中国不在如此重大事务上作出轻易让步。换言之，蒋介石逐日挣扎，陷于剧烈矛盾之中。
蒋介石很快尝到美国施展高压的苦头，并为之愤恨不已。7月15日，蒋介石得知史迪威的重庆副手菲利斯将军要立即递交一封罗斯福发来的电报。当天是星期六，蒋介石于是指示由林蔚将军代为签收。然而菲利斯将军竟然坚持，就算是林蔚代收，也必须由蒋介石亲笔签收，蒋介石闻讯，震怒莫名，断然拒绝接受电报。
当菲利斯终于让步，并在次周一把电报送达时，蒋介石发现电报语气和菲利斯的态度一样粗暴，因为罗斯福宣称如果中国不能努力作战，则两国此后将无继续合作的基础。难怪蒋介石阅后的反应是，中国必须开始准备单独对日作战。
美国高压手段，加上日军对衡阳的猛烈攻势（中国总共在这里抵抗48天)，迅速让蒋介石陷于极度沮丧。这种心情在7月21日的日记中最是表露无遗。
当然，蒋介石愤怒的对象不仅是美国所提关于指挥权的要求，同时也是史迪威行使这个指挥权的前景。他自然而然把满腔怒火倾泄在罗斯福身上。
他同时也责怪自已过去一年处事失误，才有当前困境，让美国军方领袖以为他无法招架美国压力。在他自责的失误当中，最重要的是他1943年10月间处理史迪威去留问题的优柔寡断。他也终于承认，当时不应该听信宋氏姐妹的话而拒绝宋子文的建议。
8月初，蒋介石开始怀疑美国政府正在阴谋拥立孙科，以取代他自己。这个怀疑使蒋介石对于美国的观感大为改变。
事实上，到了8月底，蒋介石坦承罗斯福电报对他心理的威胁：
这一段话大概是蒋介石对史迪威指挥权要求后，心理状态的最无修饰的自我写照。
以上对蒋介石理智和感情反应的叙述，不但说明罗斯福电报对他伤害之深，也说明他依然缺乏和美国决裂的决心。
在读他此时日记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他所写的文字非常忠实表达了私下内心的感受，但不能正确形容他在公开场合的行为。事实上，蒋介石尽管内心感到极端愤怒，他依然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满足美国要求的细节上。由于他在外表上表现出来的沉着及沉默，因此许多亲信部属无法臆度他的真正态度，也无法从他那里了解美国要求的真正目的何在。他们唯一的印象是，美国的要求，来势有如晴天霹雳。
这些亲信由于对于美国意图不解，因此他们对蒋介石的建议也各有不同。没有人建议蒋介石应该断然拒绝美国要求，然而不同的官员却提出接受美国要求的不同理由。宣传部部长王世杰认为，一旦美国将军指挥中国军队，即使苏联参加对日战争，中苏之间的冲突也必将减少。
军事智囊徐永昌将军则认为，罗斯福电报表达了想帮助中国的真诚心意，因此中国应该极力配合。更具体地说，徐永昌主张中国大可以先把几个战区置于史迪威指挥之下，作为示范区或是实验区，并期望借此对其他战区产生积极效应。有趣的是，没有一位中国官员同意美国政府的说法，认为只有史迪威才能纾解中国的危机。
蒋介石在7月8~15日发给罗斯福的一连串电报中，表达了三个立场。
根据蒋介石看法，转移指挥权的准备必须顾及三个方面。
第一，蒋介石不同意罗斯福的决定，让史迪威全权掌控租借法案物资，以及置共产党军队于史迪威指挥系统之内。蒋介石认为这两点可能对未来中美军事合作关系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敦促罗斯福改变立场。
第二，蒋介石建议两国政府应该签订一项正式协议，明确规定它们有关指挥权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应该包括租借法案物资支配权、人事任免决定权、责任归属问题、对工作成绩的检查等等方面，以避免未来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特别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两国政府的合作不可能仅限于军事范围，合作应该是全面性的。
第三，蒋介石也强调中美两国军队的基本差异。中国军队不仅在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和美国军队不一样，它们特别重视人际关系、部队的沿革历史和地方色彩的背景。因此，他需要时间处理这些个人和心理因素，然后才能放心地把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
以上三点大致决定了中国政府谈判的基调。
蒋介石回复罗斯福电报时要求美国派遣一位斡旋人，罗斯福很快就答应派遣赫尔利作为他个人代表来华。
后来由于赫尔利向罗斯福作出对史迪威不利的言词，因此有人把蒋介石这一要求看成他处心积虑的计谋，目的在制造这位斡旋人和史迪威之间的冲突，进而达成其全盘破坏史迪威的计划，最后蒋介石玩弄美国人的阴谋诡计终于得逞。
为了能够在逻辑上言之成理，同时又达到支持史迪威的立场，因此有些历史著作能够作出的最好方法就是丑化赫尔利，把他形容成头脑简单、自我陶醉的粗汉，喜欢炫耀自己，行为类似小丑。而他在面对中国险恶的政治时，又不知天高地厚，被蒋介石玩弄于股掌之上，最后还在史迪威背上捅了一刀，破坏了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即使史迪威离开中国之前，重庆的一些美国军官已经指责赫尔利出卖了史迪威。后来不少学者更是坚信，他是导致史迪威撤职的直接祸首。
依据这种看法，赫尔利的任命是当时美国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败笔，而且是蒋介石强加于美国政府的一个奸计。
以上这些传统的说法其实漏洞百出，因为赫尔利任命的缘起和他后来在史迪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都远远比这些传统说法要复杂得多。
赫尔利出使中国其实没有中国阴谋成分在内，而是充分符合美国官方自己的设想。早在1944年9月以前，罗斯福和蒋介石已多番使用个人代表（特使）传递讯息。稍早的例子包括拉铁摩尔来重庆，宋子文去华盛顿，居里两度访华。
1944年6月中美关系开始恶化时，蒋介石派遣孔祥熙作为个人代表赴华盛顿访问，理由是孔祥熙是他最能信赖的同事，对中国政治、经济和财政等事务都有全面了解，因此最有能力向罗斯福传达蒋介石本人的观点。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一位具有同等资历的个人代表前来中国，乃是理所当然。早在美国提出指挥权要求之前，中美两国领袖已经就交换特使问题开始商谈。副总统华莱士热烈支持这个做法，只是他心中最理想的中方候选是宋子文而不是孔祥熙。
这个背景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蒋介石在7月8日提出答复并邀请美国派一位特使前来中国时，罗斯福当即爽快予以同意。
作为美国政府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一员，马歇尔对蒋介石的动机很快就产生了警惕之心。因此他在7月8日试图说服罗斯福，既然蒋介石已经答应交出指挥权，那么美国就应该集中精神，赶紧把指挥权早日拿到手，而不要为派遣特使一事去分神。但是罗斯福没有接受马歇尔的建议，反而在7月13日径自电告蒋介石说，他正在物色一位具有政治远见的人士作为他的个人代表，以谋求和蒋介石合作。罗斯福同时也向蒋介石强调，当务之急是任命一位军官，立即指挥中国军队在华中地区的战斗活动。
我们并不清楚罗斯福否决马歇尔建议的理由是否和华莱士有关。但是华莱士在7月8日确实收到蒋介石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希望罗斯福派特使到中国，处理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重要问题，并促进双方合作。这封电报的目的当然是敦请华莱士从中促成。华莱士在和罗斯福会面时，很可能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可能则是，罗斯福本人有一定的政治敏感度，让他比马歇尔更能体会蒋介石的处境。他收到蒋介石电报后，曾经向李海上将表示(7月13日)，蒋介石说的话也有相当道理。简而言之，罗斯福一方面能够体会史迪威和马歇尔的心情，催促蒋介石赶快抓紧时间转移指挥权；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蒋介石延长时间的要求并非没有道理。
不过，这并不是罗斯福延误马、史两人建议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在此后四个星期中，罗斯福本人离开华盛顿，到旧金山和阿拉斯加，最后抵达珍珠港，召见麦克阿瑟和尼米兹讨论太平洋战略。总统一旦离开首都，一般政府工作的步调顿时缓慢下来。因此，罗斯福的延误是出自他个人行程的需要，与蒋介石扯不上关系。
一旦罗斯福决定派遣个人特使，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决定人选。
马歇尔的对应之道，是绝对保证这个特使能和史迪威以及军部充分配合，而不致变成绊脚石。8月3日当马歇尔把总统的决定告诉史迪威时，也表示他的锦囊之中已有妙计，排除任何可以干扰史迪威工作的人成为特使候选人。
马歇尔告诉史迪威说，为了要保证后者今后能够顺利展开工作，他突然想到赫尔利将军是一个上好特使人选。根据马歇尔评价，赫尔利和总统互动良好，能力强，过去又一直赞赏史迪威处理蒋介石关系时的态度，工作上应该能给予史迪威很大帮助。
因此，他打算向罗斯福推荐委派赫尔利担任特使一职。不过由于事关史迪威未来，故想先征求意见。马歇尔最后强调说，“我愈想愈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因为赫尔利正是你早就应该有的帮手。”显然，从马歇尔角度看来，赫尔利的优点为旁人所不及：老练外交家，总统信任的智囊，对史迪威充满好感，并且对陈纳德充满恶感。集诸多优点于一身，实在无人可比。
总之，马歇尔在特使任命过程中，技巧地关闭了罗斯福的选择之门，先是推出赫尔利的名字，继而向史迪威保证，只有得到史迪威同意后才会正式推荐。更有甚者，根据马歇尔原意，赫尔利只是一个辅佐史迪威的角色，而这也与赫尔利本人的想法甚为一致。
简言之，赫尔利决不是蒋介石阴谋得逞插手送进来的祸害，借此阻扰史迪威的计划。相反地，他是马歇尔和史迪威亲手挑选和推荐的，因为他们都认为他是史迪威最好的支持者。他不但不是罗斯福白宫的班底幕僚，而且还具有陆军出身的优势。事实上，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赫尔利和史迪威两人，都是美国从蒋介石手中夺取军权计划的重要执行人。
当时迹象显示，马歇尔的计谋相当巧妙。赫尔利第一次访华(1943年11月)为时短暂，但史迪威已经和他建立友谊，让史迪威相信他们两个人是知音，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高度一致。
根据史迪威报导，当赫尔利在这一年11月19日首度得知，蒙巴顿预备把史迪威从印度和缅甸赶出去时，他立即警告蒙巴顿不要轻举妄动，并把史迪威形容成在美国陆军中地位极为崇高的将领。如果蒙巴顿胆敢冒犯史迪威的话，后果一定不会愉快。赫尔利也把史迪威形容成是以独力支大厦的气度，让中国在危难中得以维持抗战的功臣，并说美国人民把史迪威看成是“中国的救星”。
因此，他警告蒙巴顿最好不要招惹史迪威。到中缅印战区访问的美国人，虽然也发表支持史迪威的言论，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得像赫尔利这么坚强有力，难怪史迪威对赫尔利持有极为良好的印象。
8月10日，罗斯福正式通知蒋介石，决定任命赫尔利为他的个人特使，同时也催促蒋介石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因此，如果蒋介石在此之前担心罗斯福的动机，因而不愿交出军权的话，他显然把罗斯福任命赫尔利为特使看成是安抚他的姿态。于是他在8月12日回电罗斯福，声称他已经开始准备让史迪威得到指挥权的工作，并希望一切可以顺利进行。
简言之，派送特使是罗斯福自己的主意，但是决定人选几乎是马歇尔和史迪威共同主导，而赫尔利正是他们心目中的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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