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宪法
枞阳会宫是皖江地区的一个小镇，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即出生于此。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一度知名度更高：诗文、书法为慈禧太后赏识，吴芝瑛闻名京师；引导、资助秋瑾东渡日本，后又冒死为秋瑾收尸，成为当时海内外舆论的焦点。而吴芝瑛捐产助学案，则搅动安徽的政界、学界及民间，诸多总督、巡抚等要员介入其中，甚至令晚清新政也陷入了法律上的尴尬境地，从而轰动一时。
吴芝瑛(1867一1933) ，字紫英，别号万柳夫人
吴芝瑛出生于地方名门“高甸吴氏”，安徽桐城（今枞阳会宫）人，其父亲吴宝三曾任山东郓城知县。吴宝三与妻吴张氏只育有一子一女，子吴宗保早夭，实际仅有一女吴芝瑛。吴宝三去世后，吴张氏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立同族吴君昂之子吴超为嗣孙。不幸的是，次年七月吴超殇亡，吴张氏悲痛欲绝于次月病故。作为“独生女”，吴芝瑛回乡处理父母遗产。
吴芝瑛丈夫廉泉出自无锡名门，曾官至户部郎中，家资颇丰。作为知名的知识女性，吴芝瑛将父亲“所有田产除业经捐入祠堂及周给族中贫苦外”“所余住宅及唐钱庄戴庄田产各项，尽数捐建学堂”。吴芝瑛与供职度支部的堂弟、吴汝纶之子吴辟疆商讨此举，得到了吴辟疆的赞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二月，吴辟疆代吴芝瑛上书两江总督周馥，“恳求俯赐核准，立案代奏，以广劝兴学事”。
周馥为安徽至德（今东至）人，曾与吴汝纶同为李鸿章幕僚，且私交深厚。接到吴辟疆上书后，周馥“披览来牍，深堪嘉尚”，当即批转安徽巡抚恩铭，并叮嘱其“应准予立案，并亟为表彰，风示海内”。
得到了两江总督的肯定与支持，吴芝瑛愿望的实现应指日可待，但事实并非如此。高甸吴氏族人吴宝玉等，状告吴芝瑛擅捐父亲的遗产。桐城县令审理后认为，吴芝瑛“以出嫁之女擅捐吴业，似不近情”，又鉴于吴宝三之嗣孙已夭折，提出让吴家先解决吴宝三的立嗣问题，然后才能处理遗产。安徽巡抚恩铭认同了桐城县的结论，并明示“不许翻案”，两江总督周馥的批文被束之高阁。
吴芝瑛捐产助学受挫，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先后电禀两江总督周馥、安徽巡抚恩铭、安徽学务处冯煦等，还多方联络其他安徽籍官员，以期共同对桐城官方施压，支持自己捐产兴办新式学校，但始终未见任何改观。
在吴芝瑛捐产助学官司中，桐城县令敢与两江总督周馥等对抗，通常被解读为晚清官场的派系斗争，以及桐城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其实都不客观。学者白凯在《中国的妇女与财产》中，系统考察并研究了960—1949年间中国女性财产权利变动，近千年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从法律层面厘清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尤其是从妇女史的视角，聚焦女儿、寡妇、妾等不同女性群体，观察有关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表达与实践。依白凯书中所论，类似吴芝瑛“女儿”身份的中国女性，早在明代即从律法上失去了对父系遗产的继承权。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
[美]白凯 著
刘昶 译
大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实，吴芝瑛对大清律法并不陌生，在女性法定遗产继承权问题上，她始终不介入诉讼，而是不断寻求官方高层与皖籍官员的支持，并通过媒体对地方政权施压。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南洋官报》刊发《论桐城知县处置鞠隐学堂事》，公开批评桐城知县，声援吴芝瑛捐产助学义举。桐城官方十分被动，但处理诉讼又必须依据律法，地方官无权作出违背律法的判决。
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吴芝瑛捐产办学案，转机的出现有些偶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安徽巡抚恩铭遇刺身亡，由主持学务的冯煦接任巡抚，桐城县令亦已换人，原有的僵局顿时打破。在晚清新政的大背景下，继任两江总督端方亦明确支持吴芝瑛。其次，吴芝瑛捐产助学的主张，得到了高甸吴氏族长吴汝缙的支持。吴汝缙系湖南候补知县，也是当时开明的文人。吴汝缙一面压制家族内部的反对声音，一面奔走安徽学务处等，要求官方“照廉吴氏原禀办理”。“廉吴氏”，即廉泉夫人吴芝瑛。其三，吴君昂同意被立为吴宝三嗣子，并表示支持吴芝瑛的主张，将吴宝三的遗产用于兴办新学，这在律法层面上，解决了吴芝瑛捐产助学的最大难题。以吴宝三字号命名的“鞠隐小学堂”（今枞阳鞠隐中学），最终得以创办。
吴芝瑛捐产办学案的圆满解决，并不意味着妇女获得继承权。女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在二十余年后方得以实现。1929—1930年，史尚宽起草并参与编纂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获得颁布，女儿平等继承权终于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饶有趣味的是，史尚宽与吴芝瑛都是安徽桐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