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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日耳曼淘汰阿森纳，队史第二次挺进欧冠决赛，将于5月31日晚间，在慕尼黑的安联球场对决国际米兰。
巴黎圣日耳曼创建于1970年，由两个差别极大的俱乐部合并而成：一个是成立于1969年、拥有政策扶持但实际不参加任何级别联赛的“空壳”俱乐部——巴黎FC；另一个是成立于1904年、拥有深厚体育传统、在1969-70赛季参加第三级别联赛的圣日耳曼体育会(Stade Saint-Germain)。
需要注意的是，“合并”仅限于足球分部，圣日耳曼体育会原有的网球、曲棍球等项目仍独立运作，并保留原名，尤其是其曲棍球队，不仅8夺国内顶级联赛冠军，还曾征战欧洲曲棍球联赛(Euro Hockey League,相当于足球的欧冠)。
合并而来的巴黎圣日耳曼继承了圣日耳曼体育会在1969-70赛季末获得的升级资格，从而参加了1970-71赛季的第二级别联赛，之后再次升级，参加了1971-72赛季的法甲。俱乐部的发展看似顺风顺水，实则暗流涌动——有人主张在名称中删去“圣日耳曼”，打造更纯粹的“巴黎”形象，但也有人坚持保留“圣日耳曼”以展示历史与传承。
争执最终导致俱乐部的分裂：
一线队以“巴黎FC”的名义，参加了1972-73赛季的法甲，但之后长期沉浮于第三、乃至第四级别联赛，直到最近两年才曙光乍现，将于2025-26赛季重返法甲；
剩下的人则高举“巴黎圣日耳曼”的旗帜，参加了1972-73赛季的第三级别联赛，经过两个赛季的奋斗，他们在1974-75赛季升入法甲，并在50年后的今天，以法甲13次夺冠的成绩，书写了首都足球的辉煌篇章。
所以说，别看如今的巴黎圣日耳曼有石油资本加持、有大牌球星压阵、有冠军奖杯傍身，但他们并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们也曾在泥泞中摸索前行，也曾在风雨中默默坚持，他们今日的荣光，是从无数个苦日子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么，巴黎圣日耳曼宁愿降到第三级别联赛重开，也要在名称中保留的“圣日耳曼”，究竟是什么呢？
圣日耳曼是圣日耳曼体育会的所在地——巴黎西北15公里外的圣日耳曼昂莱市(Saint-Germain-en-Laye)，这座生活着4万多居民的小城也被简称为圣日耳曼市，其命名源自公元6世纪的基督教主教、穷人的保护神——圣日耳曼(Saint-Germain)，不过圣日耳曼并不是日耳曼人，他的父母都是罗马化的高卢人，而高卢人是凯尔特人的分支。
在卡塔尔财团入主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巴黎圣日耳曼标志中“巴黎”和“圣日耳曼”的地位是大致相等的，不仅采用相同的字体，还分别加入了象征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和象征圣日耳曼的摇篮与鸢尾花，摇篮与鸢尾花是为了纪念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圣日耳曼昂莱城堡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将法国君主专制推向巅峰的路易十四的诞生地，更在于它亦见证了英国专制王权的落幕：英王詹姆斯二世被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后，逃至法国，在路易十四的庇护下栖身于此，最终客死他乡。
圣日耳曼昂莱城堡还铭刻着中国近代外交的重大胜利。
一战期间，协约国阵营中的俄、法、英等国招募了数十万华工，远赴欧洲东西线战场，从事艰苦的后勤与劳务工作，中国因此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了处理德国、奥匈、保加利亚和奥斯曼等战败国的巴黎和会。
中国没有签署影响自身利益的《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也未签署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但签署了对奥地利的《圣日耳曼昂莱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和对保加利亚的《塞纳河畔讷伊条约》。
《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简称《圣日耳曼条约》，于1919年9月10日在圣日耳曼昂莱城堡签订，其第四部分第四节第113条明确废止奥地利在《辛丑条约》获得的一切特权，冲击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身上的沉重锁链，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争得了一线破晓的光，成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意义深远、值得铭记的正面突破。
签署《圣日耳曼昂莱条约》的中国外交官是北洋政府代表陆徵祥和南方代表王正廷，前者是天主教徒，后者是新教徒，均暗合圣日耳曼的“圣”字。王正廷在外交工作之余还积极投身体育事业，加入了重视体育运动的基督教青年会，曾组织刘长春参加1932洛杉矶奥运会，至今仍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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