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开国大将黄克诚，人们最先映入脑海的大都是那个敢于犯颜直谏、低调务实的政工干部形象，乃至于素来以刚正不阿著称的彭大将军，在谈及黄克诚对真理的执着态度时，都不禁感慨一句：
当然，黄克诚被人们广为景仰和称颂，除了他敢讲真话的无畏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的独到眼光。
从抗战初期主张恢复八路军“政治委员制度”到抗战胜利后提出集中精力创建东北根据地构想，再到天津解放后仅用4个多月时间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足见黄克诚战略眼光之长远和战略思路之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即被教员本人“内定”为接管天津的不二人选。要知道，此前黄克诚本人与这座古城并无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可以说是八竿子打不着……
伴随着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以解放平津、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为战略目标的平津战役也被加快提上日程。
早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教员就以军委名义向东北局和东野拍去一封电报，一来提醒全军就地休整，做好随时入关协助华北野战军展开平津战役的准备；二来点将黄克诚，由其组织干部随军入关并准备出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
之所以敲定的人选是黄克诚，教员本人是经过反复深思熟虑的。
首先，在平津战役的整体计划中，东北野战军是未来解放天津的主力军。入关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部署在京津唐一带并负责围歼该地区的蒋军嫡系部队。
这样一来，从东野挑选一名军政双优的干部来负责天津的军管和稳定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就政工和后勤工作角度而言，黄克诚可谓是当之无愧的首选之人。
解放战争时期，黄克诚除组织创建西满根据地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统管东野的后勤工作，称得上是全军后勤保障发展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尤其在辽沈战役期间，当攻占彰武的廖耀湘还在为掌握我军后勤补给基地而沾沾自喜时，黄克诚这位“后勤部长”早已通过其他补给线将源源不断的物资和弹药运输到锦州前线，保障了锦州攻坚战的最后胜利。
这样的后勤履历和管理经验，正是日后接管天津的“必备功课”。
是黄克诚在革命队伍里独有的战略眼光和做事风格。对他本人在战争年代里展现出的前瞻性眼光和务实作风，以及此次选派接收天津的重要决定，教员曾有过一段推心置腹的评价：
此外，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行事风格是黄克诚身上最鲜明的特征，这一点又恰是即将接管天津的干部最需要、也是最宝贵的品质标签。
正因如此，教员会在平津战役的运筹帷幄之余，首先想到自己这位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湖南老乡来接管华北重镇天津。
这既是对黄克诚的一种信任，同样也是一种希冀。
1949年1月15日下午3时，持续近29小时的天津攻坚战结束，以国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首的13万部队全军覆没，天津城得以顺利解放。
仅仅过了一个小时，以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为首“三黄”率大批军管干部马不停蹄的进入天津，全面开展对城市的接管和稳定工作。
接收城市的当天，黄克诚即以军管会名义将提前拟好的《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向天津市民公开宣告：
在黄克诚的主政下，天津军政人员不仅对城市民众和各类设施秋毫无犯，在严明军纪和严谨作风的驱使下，东野官兵除主动帮助城中工厂搬运和抢修受战争被破坏的机器设备外，还主动拿出口粮来接济市区因战火失去生活来源的群众。
由于事前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再加上攻城部队一贯的纪律严明，在“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以及“避免乱，必须稳”等原则方针的基础之下，接收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
仅用了一周的时间，我军就完成了接收工作，交通秩序和居民生活全部恢复了战前的样貌。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城中的大小商户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起来，仅仅一个月过去，全市商户总数便超过了战前。
曾以地下交通员身份参与天津城防图护送的赵岩，在著作《记忆中的天津接管》中曾提到这样一段话：
当然，除了将常规工作按部就班的向前推进外，黄克诚还有着他人不具备的独特品质——只讲真话。对工作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和不足，他都无一例外的向教员本人反馈请示。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当时天津最具影响力的两份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的舆论管控工作。后者是为老蒋的反动势力唱赞歌的媒介，自然有取缔的必要，但前者立场虽相对中立，但其和平民主的色彩却尽显无疑。
出于城市解放初期的维稳需要，黄克诚同意了军管会舆论宣传部门意见，将《大公报》一同停止刊印发行。不过，由于《大公报》在天津大街小巷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广泛，很快就有大量的意见反映到黄克诚这边。
看着桌上来自民众的各种投诉意见，黄克诚意识到贸然停办《大公报》这一决断的仓促和保守，随即主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并指示重新刊印该报纸。
在向教员汇报时，黄克诚着重将这件引以为戒的经历详细总结阐述，并将此作为日后接管大城市的一条提供切实可行的宝贵经验。
不过，接管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小插曲，但总归瑕不掩瑜。黄克诚仅用4个多月时间就完成天津的城市接管、秩序稳定、生产恢复等工作，已是功莫大焉。对此，教员本人曾当面夸赞黄克诚接管天津的工作成效：
伴随着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有关湖南主政人选的问题就反复萦绕在教员脑海中。
一个月后，黄克诚再次受命回到湖南，与“老乡长”程潜一道团结和建设好湖南。能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工作，黄克诚内心自然是高兴的，不过，此时建设湖南的担子却并不轻松。
一是刚刚获得解放，内部形势仍不稳定，尤其是全省匪特力量的反动猖獗；二是湖南处于我军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物资中转站，支前工作尤为繁重。
为此，抵达湖南后的黄克诚，一方面动员各地群众组织多种运输工具为解放大军运送粮食军需，另一方面对盘踞在湘西雪峰山的土匪势力进行集中清剿。
黄克诚积极组织和部署兵力，在北起湖北来凤县、南至湖南绥宁县400公里的湘、川、鄂、黔、桂五省边缘上进行会剿，至1951年2月全部肃清匪特力量25万余人，有效稳定了当地社会秩序。
1952年9月，黄克诚奉命调至解放军总部工作。离开家乡前，他以“由衷地恋旧，奋起以迎新”两句话表达出对湖南这片热土的由衷眷念。
对黄克诚的鲜明行事风格，教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似乎正是基于这一点，解放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阶段，教员对黄克诚的重用比之其他人而言更多了一份“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