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 | 刘泽华：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

七年前的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史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奠基人刘泽华先生病逝，享年83岁。四十年来，这位学者以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闻名。

刘泽华南开大学新闻网资料图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语）。刘泽华先生把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点提炼为“王权支配社会”这一核心观点。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

这种现实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便把行政权力看得高于一切。因此，在意识形态中，政治思想占有特别的地位，以至成为了整个思想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哲学的、经济的、教育的、伦理的等等思想，不仅离不开政治，而且通过不同的道路后几乎都归结为政治。

围绕着一系列问题与观点，刘泽华先生形成了“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基本理论框架。《反思与重构：中国政治思想史论精选》即为刘先生精彩文章的选编汇集，由此可一窥刘先生及“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与治学态度。

摘自《反思与重构》

文 | 刘泽华

马克思在说到法国中世纪的特点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虽然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但这句话对我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却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我稍加变通，把“行政权力”变成“王权”二字。我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与“王权”意义相同的还有“君权”“皇权”“封建君主专制”等。

从历史的总过程看，我仍相信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这是最基础性的看法。王权支配社会问题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体的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前者要回答这个社会何以是这样？后者则是回答这个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我认为区分这两个不同层次对更真实地把握历史过程是有意义的。

社会的运动主要是受日常的社会利益关系矛盾驱动的。社会利益问题无疑有许多内容，但主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经济利益问题主要不是通过经济方式来解决，而主要是通过政治方式或强力方式来解决的。这样，政治权力就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角。

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地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整个社会。这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的问题就是以此为依据而提出的。

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它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所谓“马上得天下”是也；这种靠武力为基础形成的王权统治的社会，就总体而言，不是经济力量决定着权力分配，而是权力分配决定着社会经济分配，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是权力分配的产物；在社会结构诸多因素中，王权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结构，并在社会的诸种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社会诸种权力中，王权是最高的权力；在日常的社会运转中，王权起着枢纽作用；社会与政治动荡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复到王权秩序；王权崇拜是思想文化的核心，而“王道”则是社会理性、道德、正义、公正的体现；等等。过去我们通常用经济关系去解释社会现象，这无疑是有意义的；然而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我认为从王权去解释传统社会更为具体，更便当。

王权主义是上述现象的总称，我所说的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一切权力机构都是王的办事机构或派出机构。其二，王的权力是至上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王的权位是终生的和世袭的。其三，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久的，在空间上是无边的，六合之内，人事万物，都属于王权支配对象；或者说，王权的无限并不是说它包揽一切，而是说，王权恢恢，疏而不漏，它要管什么，就可以管什么；就某些人事而言，可以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所谓“不事王事”，但不能逃脱它。其四，王是全能的，统天、地、人为一体，所谓的大一统是也。

在王权形成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结构体系。王权无须经过任何中介，直接凭借武力便可以拥有与支配“天下”，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所谓“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天子以四海为家”（《史记·高祖本纪》），“土地，王者之所有”（《陆宣公集》卷二十二），等等，并不是虚拟之词，而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政治统治权和对土地与人民的最高占有、支配权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可以这样说，对土地和人身都是混合性的多级所有，王则居于所有权之巅。这种观念和名义上的最高所有，有时是“虚”的，但它随时可以转化为“实”，“虚”“实”结合，以“虚”统“实”。因此权力的组合与分配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财产、社会地位的组合与分配过程。王权—贵族、官僚系统既是政治系统，又是一种社会结构系统、社会利益系统，集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这个系统及其成员主要通过权力或强力控制、占有、支配大部分土地、人民和社会财富。土地集中的方式，主要不是“地租地产化”，而是“权力地产化”。这个系统在社会整个结构系统中居于主要地位，其他系统都受它的支配和制约。

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转型时期，诸子百家创立的学说和思维方式开其后两千多年的先河，后来者虽不无创造，但直到近代以前，基本上没有能突破那个时代创造的思想范式和框架，以至可以说，承其余绪而已。因此对诸子百家的思想作一个总体估计，对把握其后两千年的思想是极有参考意义的。这里我只提两个问题：其一，诸子百家的思想的主流和归宿是什么呢？应该说是政治。对这一点，司马谈有很好的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的看法承司马氏，他认为诸子是“王道”分化的结果，归根结底又为王服务，“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百家所论，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无所不及，但最终归于一个“治”字，这应是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我们可以从现代学科分类出发对过去的思想进行相应研究，但不能忽视当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结构，而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道家中的“庄学”颇有点排除政治的意味，主张回归自然，那么从哪里回归呢？最主要的是要抛却政治才能谈回归自然，为此就必须不停地讨论如何同政治拉开距离。也就是说，必须议论政治，应付政治，庄子的千古名篇《应帝王》就是既想离又离不开的一篇奇文。其二，政治的中心是什么？我认为只能有一个结论，这就是王权和王制。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作为观念的王权主义最主要的就是王尊和臣卑的理论与社会意识。

我们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思想家几乎都在为王尊编织各种各样的理论，并把历史命运和开太平的使命托付给王。

天、道、圣、王合一，简称“四合一”，置王于绝对之尊。“四合一”是传统思想中的普遍性命题，只要是能称得上是思想家的，几乎没有不论述“四合一”的。如何“合一”，固然有种种说法和理论，但所追求的都是“四合一”。关于这些问题我已写过多篇文章进行了讨论，这里仅撮要说几点。其一，“四合一”把王神化、绝对化、本体化；其二，把王与理性、规律一体化；其三，把王与道德一体化；其四，把理想寄希望于王。从历史评价上看，天、道、圣同具体的王不一定契合，甚至相背，但是同理想的王或圣王则是一体关系。人们尽管在“四合一”中包含了无限美好的理想，并以此为依据对许多具体的君主进行了批评，甚至鞭挞，可是归结点依然是王权和王制。只要没有超出这个大框框，也就说明还没有走出王权主义。这不是苛求古人，而是对一种事实的判断。理想的王权主义同现实的王权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历史似乎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越是寄希望于圣王，就越难摆脱现实的王。“四合一”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命脉，不可忽视。现在有些学者离开具体历史内容大谈“天理”“心性”，如堕五里云雾，我期期以为不可也。

传统思想文化对帝王的社会与历史定位几乎也是一致的。首先，人类的文明和制度都是圣王们创造的，没有圣王人就不能成其为人，王是社会秩序的体现。其次，王只能有一个，一切权力只能集中于王，这就是所谓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万章上》）和“大一统”。王贵“独”：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地位独尊，天下独占。这“五独”是诸子百家的共同主张，也是社会的共识。在理论上，“五独”同君主要开明、要纳谏、要虚心、要用贤、要有罪己精神等并存不悖。后者对前者无疑有某种制约和规范意义，但更主要的是完善和补充，即使最严重的“革命”，也没有突破“五独”体制。再次，王为民之父母。从表面看，这是极高的要求，也充满了脉脉的温情，然而恰恰在亲情的帷幕下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王的子民，变成被养育者，于是“皇恩浩荡，臣罪当死”成为不移之论。还有，开太平的历史重任也只有通过王才能实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编造了太平盛世的理想，那么如何实现呢？大凡都寄希望于圣王。正是在这种无限的希望中，帝王变得更加伟大和神圣。

与王尊相应的是臣卑的理论和观念。

臣民卑贱是天秩所决定的。所谓天秩是指宇宙的结构或万物秩序之类的事物关系。在各式各样的结构和秩序中，君主都处于至尊至上之位，臣民与君主相对而处于卑下之位。“君臣相与高下之处也，如天之与地也”（《管子·明法解》）。千姿百态的阴阳论无一例外都把君主置于阳位，把臣民置于阴位，虽然阴阳相对相成而不可分，但又有主次，阳为主，阴为辅。于是臣民为地、为阴、为卑、为下，这是天秩，是命定，是必然。

臣民在社会与历史上只能为子民、为辅、为奴、为犬马、为爪牙、为工具。“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荀子·儒效》）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生养万民。既然臣民是被君主恩赐才能生存的下物，那么属于君主自然是理中之事。以至像柳宗元这样有个性的大文人在皇帝面前也要说这样的话：“身体肤发，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柳宗元：《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这类的话不仅仅是谀辞，而是一种社会认同的政治文化和观念。正如臣下对君主自称“犬马”一样，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的文化认定。社会硬件（权力、等级等）对君臣主奴地位的规定无疑具有强制的性质，而成俗的主奴观念则使人变为自觉的臣仆。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俗的政治文化对人的规范作用更为突出。

面对着君主，在认识上臣下虽然有某种自主性，比如以道事君、以道谏君等。但这种认识的自主性是有限的，绝没有在认识对象面前认识平等的意义，相反，在文化观念和心理上深深存在着一种错感和罪感意识。从理论和社会观念上说，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通；臣下只能是君主的学生和受教育者；在是非的判断上，君主是最高的裁决者。因此臣下的进谏固然包含着对君主的批评，然而这种批评在观念上又是一种错误和罪过。于是在臣下的上疏中，开头、结语常常有这样一些语句，诸如“昧死以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愚臣”“愚见”“兢惶无措”“惟圣心裁鉴”“彷徨阙庭，伏待斧质”等等。这绝不是空洞的客套语和形式主义，而是社会和认识定位的真实写照。历史上无数因进谏而招罪的事实便是这类词语的历史内容和证据。如果说到臣民的认识能力和知识从哪里来，在君主面前大抵都要归功于君主，正如韩愈所说：“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韩愈：《请上尊号表》）就实际而论，韩愈的知识与皇帝何干？可是他必须把自己的知识归功于君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臣民的精神！在君王面前，臣民生就的错感和罪感意识对传统的思想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是造就思想贫乏、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人格普遍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历史过程，无疑比以上所说的要丰富得多，但就“主要的”而言，我自信，我的看法离历史真实不远。

《反思与重构》

刘泽华著

葛荃编

出版日期 20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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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刘泽华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诸问题的文章集，由葛荃教授在广泛听取建议后选编而成。本书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问题为线索，从不同角度论述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脉络、特征，对历史研究无法绕过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观念诸问题，展开细致讨论，相信既能为历史学专业人士展开学术研究提供启发，也能对一般读者更好地理解传统与历史有所帮助。本书语言深入浅出，文字平顺流畅，说理鞭辟入里，观点掷地有声，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史学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