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省开展了一项收集烈士传记的活动，目的是编纂烈士事迹。老红军石澹峰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涌现出对多年之前因革命而英勇牺牲的丈夫赵宝成的无限思念。她带着悲痛，写下了《赵宝成烈士略传》，并寄给了山西省委。然而，由于时间久远，缺乏直接证据，赵宝成的烈士身份没有得到确认。这让石澹峰心情极为沉痛，她无法接受丈夫终其一生为革命奋斗，却连最基本的认可都没有获得。经过几番努力，她终于找到了曾为他们夫妻分配工作的邓颖超。
那时，邓颖超正处于北戴河疗养。当她得知石澹峰希望她为丈夫证明身份时，她感到非常遗憾地表示，自己唯一能为她做的是帮助治病和养老，而唯一能为赵宝成提供证明的，只有毛主席。石澹峰心头一动，深知毛主席与她丈夫有过深厚的工作交情，也许他能提供帮助。于是，在1965年7月的一个黄昏，石澹峰的儿子石毅将一封信连同父母的合影一起寄给了远在北京的毛主席。
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毛主席接到了这封来自山西的信。当他看到那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时，立刻认出了照片中的赵宝成。毛主席回忆起，赵宝成是当年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干部之一，曾在中央苏区担任总务厅厅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赵宝成与妻子石澹峰也很快从上海来到苏区工作，投入到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中。赵宝成在那个时期被毛主席高度评价为一位非常能干的干部。
赵宝成的职责非常繁重，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他为总务厅厅长，负责管理政府机关事务。那时候，中央苏区正在与国民党进行激烈的战斗，而赵宝成不畏艰难，全力保障军队和政府运转。为了确保红军的补给，他不仅为购买药品和物资四处奔波，还动员亲戚变卖家产来筹集资金，甚至雇佣了驮马队穿越困难的山区，将物资送达前线。
1933年，国民党发动了第四次围剿，红军再次取得了胜利。而此时，为了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决定建设六大重要建筑，包括一座能容纳2500人的大礼堂。赵宝成承担了这个重任，并带领工作人员奋战在工地上。尽管面临着工期紧迫、资源匮乏的困境，赵宝成依然迎难而上，亲自参与了勘地选址和工程策划。通过与毛主席的多次交流，赵宝成深知这些建筑不仅仅是大会的场地，更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精神。
到1933年底，这些建筑终于如期完工。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新建的大礼堂召开，赵宝成也因此再次被任命为总务厅厅长。然而，命运无常，不久后，总务厅发生了严重的贪污案件。赵宝成发现自己的下属，左祥云和徐毅，利用工程款项进行贪污，最终，赵宝成因失职被撤职，遭到处分。此后的日子里，赵宝成远离了中央政府，去了中央红军兵工厂做苦工。
在兵工厂，赵宝成依然兢兢业业，毫不怨言，但他深知自己内心的痛苦和自责。尽管如此，他依然希望自己能弥补过去的过失，最终，通过不断努力，中央决定将他调往红军被服总厂工作。正当他逐渐走出低谷时，1934年，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赵宝成和他的部队转移到江西铜钵山，进行最后的顽强抵抗。
在铜钵山，敌军的围剿越来越严密，食物和弹药逐渐短缺。赵宝成和战士们忍饥挨饿，直至最终不得不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斗。赵宝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他的妻子石澹峰在逃亡过程中被捕，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然而，石澹峰并未放弃，她决定为丈夫讨回公道。解放后，石澹峰获得了回山西养病的机会，然而，赵宝成烈士的身份一直未能确认。1951年，中共山西省委启动了烈士传记的编纂工作，石澹峰也开始了为丈夫争取烈士称号的艰难历程。她通过多方努力，最终得到了邓颖超的帮助。
经过一段时间的波折，毛主席在看到赵宝成的照片后，迅速认出了他，并指示组织部进行调查。最终，赵宝成的烈士身份得到了正式承认。1956年，赵宝成被追授为革命烈士，家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石澹峰手捧着烈士牌匾，泪水满眶，感受到毛主席的深情和对赵宝成的敬重。
赵宝成和石澹峰的事迹，至今仍激励着我们。烈士们坚定的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成为了新时代我们继续奋斗的动力。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时代的潮流中不断前行，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