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完，仔细聊聊五四运动的起因和过程吧。因为五四当天看到百度关于五四运动的词条，觉得许多细节都没有提。
关于五四运动，官方标准说法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各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起因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欺负中国，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北洋军阀政府准备接受这个决定，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具体框架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会这样？前因后果是什么却很少有人提及，似乎就是西方列强在欺负中国人，北洋政府懦弱无能，丧权辱国。而实际的历史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非黑即白，就详细的说下算是纪念五四运动106周年吧。
说五四运动不能不提及一战和二十一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袁世凯政府曾和德国接触，要求收回德国侵占的山东半岛权益，但德国在开战初期因战事顺利认为会很会结束战争拒绝了中国的要求。与此同时，英国则联系日本要求结盟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势力，于是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英日联军经70多日激战，于11月7日全部占领德属胶州湾租借地。在开战前北洋政府一度考虑对德宣战，出兵与英日联军合攻青岛，从而争取在战后恢复在胶东的权益，但被日本所拒绝，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表示：“中国既守中立，自无预战之理。”
战事结束后的同年11月18日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要求，1915年1月7日，中国政府再次向日本政府提出撤军要求。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跳过外交部直接要求面见袁世凯，当面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并要求中国对此绝对保密。
日置益
但北洋政府外交部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自2月至5月一边与日本进行了26轮谈判，坚持自己的立场，一面暗中逐步将条约的内容向报界泄露，希望获得英美两国支持抗衡日本。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可以去除第五号的要求，但在5月9日下午6点前承认其它各款要求，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并开始调集军队和撤侨。而中国给予厚望的英美两国的调停，分别得到的答复为：
英国公使朱尔典面见陆徵祥说：“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
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劝告道“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5月8日袁世凯召集黎元洪、徐世昌和各部总次长及参政等人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特别会议，会议上大家讨论后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其他条款已非亡国条件，决定接受日本要求。
5月9日23时，北洋政府以“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为由，对外宣布接受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5月25日，中国政府代表陆徵祥与日本政府代表日置益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后面的一系列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
中日签署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的主要内容就是二十一条里提及的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旧德国权利、并扩展筑路权、定居权和通商权的要求。
而北洋政府签署该条约后通过全国教育联合会将签订条约的5月9日定为“国耻日”，警励国人勿忘此日，誓雪国耻。而中国人就像当年签署《马关条约》后痛骂李鸿章一样，天然地认为受命谈判签订该条约的外交部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曹汝霖是汉奸卖国贼。
而在1916年最终签订这些条约和换文时，因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总理，段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也为解决政府的亏空问题，让时任中国交通银行（当时隶属于政府交通部）总裁曹汝霖出面向日本先后借款1.45亿日元。史称西原借款，抵押物为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
而在该借款所涉及的《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签订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曾对曹汝霖发电报称：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覆。
那句欣然同意后来惹了麻烦，因为此后的巴黎和会中当中国代表团宣称二十一条是被迫签署时，日本就拿出了此电文，说“欣然同意”这四个字证明当时是中方自愿的。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美国总统在会前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等，受到各国广泛欢迎，中国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于是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中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7项要求，并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陈述书。
关于中国的要求，美国表态支持中国，英法倾向于日本，日本则以中日之间已经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为理由要求按条约规定继承当年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以退出国联相威胁，最终美国妥协。5月1日北京出版的《中国时报》刊登中国代表团对政府所做报告之失败原因：“此次中国主张失败之原因，一由于1917年2月至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胶澳让归日本之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无从为力”。
不过北洋政府显然不想被迫接受这一结果，于是5月2日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林长民在《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提出了“国亡无日, 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和“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的口号。5月2日当晚，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议论巴黎和会事，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大会，在北大校长蔡元培亦知晓和私下支持下，大学生们最后定出四条决议：一、定于5月4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二、通电巴黎专使不准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四、联合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力争。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等13所院校的学生代表召开游行前的碰头会，而政府背景的陆军学校派出学生代表列席，警官学校则直接派出学生参加了游行活动。而游行前教育部虽派代表游说学生放弃游行，但仅是劝告学生解散集会，并建议他们改推代表向政府和各使馆交涉；而此后赶到的步军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到场后也仅是劝告而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还命令维持秩序的警察务必文明对待游行的学生，连警棍都没有配发。
游行队伍当时原本计划穿行属于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并得到了美、英、法三国公使馆的同意，东交民巷西口的美国兵营还允许游行学生们穿行。
游行的学生
从上面提及的信息让人不得不怀疑五四运动最初能够大规模搞起来，背后其实是政府支持的影子，希望借民间的声音表达出当时政府对巴黎和会情况的不满。
意外出现在东交民巷的东口，位于东口的巡捕房拒绝学生队伍继续穿行通过。而东交民巷未能按计划穿行让学生很懊恼，于是临时决定前往不远处位于长安街东端的赵家楼二号曹汝霖住宅，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
当时曹宅门口有数十名警察守卫，并在曹宅大门上贴了封条，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撕毁政府封条属于违法行为。但这一行为让在场的学生非常愤怒，于是翻墙从里面打开大门并涌入曹宅，曹汝霖见势不妙藏匿起来未被学生寻见，适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曹宅，被学生们发现后群殴，受伤甚重。闯入的学生并捣毁家具火烧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闻警前来救火。警察总监吴炳湘及步军统领李长泰也带领警队及步军游击队，开始强迫解散剩余人群，并以伤人和纵火的罪名现场逮捕了32名学生。五月四日的游行至此结束。
5月5日，北京14所院校校长开会着手争取被捕学生的释放，也劝告学生保持冷静。但5月6日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复秩序，“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著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弛”。并训诫教育部，要其整饬学校。而这一命令引起了大学学生们的不满，而以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人士纷纷辞职抗议，并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浪潮。
最终于6月24日北洋政府通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改变此前签约的指示，让代表团自行决定是否签约。而消息公布后全国各界先后给代表团发了7000多封电报，强烈要求不可签约。代表团内部讨论后认为《凡尔赛条约》中包括废除中德不平等条约的条款对中国有利，于是跟和会主席团沟通要求能签约但注明保留意见，不承认转让山东权益给日本相关条款，但这一要求未得到和会同意，最终在6月28日签约日中国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下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照片，分别是担任团长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秘书朱佛定。
因为中国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所以直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布终止与德国的战争状态。后来与德国单独谈判，于1921年5月20日签署《中德协约》，德国共和政府放弃《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所获一切权益，包括胶澳租借地。
至于山东问题，直到1921年中国北洋政府和美国协商，提出奉行门户开放的国际政策，于是在11月12日由美国总统哈定出面召开解决太平洋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让“山东问题”再度被提上议程。
经过3个月反复的谈判，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将胶澳租借地和胶济铁路交还中国，所驻日军撤离，中国则支付6100万日元的日军当年出兵攻打青岛的军费。2月6日，九国签订《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又称《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等。
1922年5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同时致电日本和中国政府，称“不能承认……有损于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有损关于中国的国际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协定或承诺”。
至此山东问题算是相对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