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依次为：峪头村的“堠”、南砖井村的“堠” 、西庄村的“堠”
在榆次城东北方向的乌金山镇境内，有十多处古老的土台，分布在要罗、地王梁、瓦子坪、福元沟、什贴、小寨、要店、峪头、南砖井、西庄等村的农田、山梁或路旁。这些土台高四五米，底部周长10余米，总体呈覆斗形，四角上狭下阔。多数土台历经风霜后已残损不全。
经由此处的人们对这些土台时有疑惑。长久以来，当地的一些村民以及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些土台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众所周知，烽火台是古人为了防止敌方入侵而修建的预警设施。遇有敌情发生，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消息。然而，烽火台一般设置在国家的边境之处。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山西腹地的榆次在古代从未成为哪个朝代、哪个时期的边境城市，设置烽火台的可能性不大。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从建筑形制还是体量上看，榆次现存的土台都与古代长城沿线的烽火台存在相当的差异。古代烽火台的台面上常常建有房屋及燃烟放火的设备，台下有羊马圈、仓库甚至兵营等建筑，体量较大，多为空心。而榆次现存土台是实心的，且台顶面积仅有几平方米，不具备士兵驻扎守望或是施放烟火作业的空间条件。查阅榆次古代地方文献，也并无一处将这些土台明确称为烽火台的记载，因此烽火台的说法或许是一种误解。
所幸，清代乾隆、同治两部《榆次县志》为研究这些土台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在两部县志所绘制的《榆次县境图》内，都绘有这些土台的图像，位置与现存的土台遗迹高度吻合。据古地图显示，这些土台是沿着古代京省官道和川陕官道而建的。官道从寿阳入榆次至三岔口分为两路，一路向西南入榆次城，一路向西北至省城太原。官道旁每隔几公里便有一座土台，而且在台顶竖有旗杆，挂有旗帜。遗憾的是，县志中没有说明这些土台的名称及作用。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走访相关人士、查阅相关史料及研究文章后终于发现，这些土台是古代交通道路上分程记里的工具——“堠”，古人也称之为“堠子”“堠程”“路堠”“里堠”“土堠”“里隔柱”“土墩”等。
据古书记载，“堠”是古代记录里程的土堆或土墩。明代字典《正字通》云：“堠，封土为台，以记里也，十里双堠，五里单堠。”清代《康熙字典》中也说：“堠，土堡也。又封土为坛，以记里也。五里单堠，十里双堠。”从这些解释可以得知，“堠”类似今天公路上常见的路标，一是记录里程；二是指示方向。“堠”的建造工艺虽然简单，但为古人出行时记录里程、辨别方向、防止误入歧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黄帝游幸天下时，“道路有记里堆”，因而以为“封堠”之制始于黄帝时代。当然，这只是传说而已。“堠”的始源已难究其详。据《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意思是从广州到洛阳的路上，每隔5公里路程要设置一个驿站，每隔2.5公里路程就要设置一个土台作为标记，也就是“堠”。这是史书中现存关于“堠”的最早记载，说明古人用“堠”记录里程，最晚在距今约2000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开始了。古代还曾设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和维护这些土台，称之为“堠吏”。
“堠”设在路旁，因而常常成为古代诗人记录离别情绪的象征物。柳宗元《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岸傍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范成大《枫桥》：“墙上浮图路旁堠，送人南北管离愁。”韩愈《路傍堠》：“堆堆路傍堠，一双复一只，迎我出秦关，送我入楚泽。”陆游《绝句》：“山遮水隔重重堠，雨练风柔处处花。一病半年能不死，又将此恨醉天涯。”这些旅途中常见的“堆堆路傍堠”，寄托了古代行旅诗人无尽的忧思和惆怅。
榆次乌金山镇境内的这条古官道，自京城一路南下后，向西穿越巍巍太行山，至要罗村入榆次境，继续向前即可抵达省城太原乃至川陕各省，在历史上发挥过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退休干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悦克怜称之为“太行山晋冀通衢，三千年中华古道。”伴随当代交通建设的推进，古官道的路面大多已被216省道榆盂线和青银高速公路太旧段覆盖，仅有东面要罗村至寿阳西岭铺之间3.5公里长的路段和西面晋中丰润泽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园内2.5公里长的路段保存完好，成为研究这条古官道的宝贵实证。
土聚于中央，既中且正，散于四维，厚载万物。封土为坛，便利行旅，以记里程，导引方向。土台虽小，内涵却大。“堠”在技术层面上促进了传统时期道路交通系统的构建，有力强化了王朝在地方空间的控制力，对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历史地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伫立于榆次田野上的“堠”，与千年古道相生相伴，传承着悠久厚重的古代官道文化，也见证了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直至今天交通发展的沧桑巨变，是榆次这方土地上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外地的“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