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月，原三野名将王建安，被授予了开国上将军衔。他是第56位上将，因为几个月前我军举行了集中授衔仪式，已经评出55位上将，当时名单里没有王建安，他是在第二年单独补授的。为何推迟授衔？
有一种说法是王建安此前生病了，暂时参加不了授衔仪式，所以56年被补授。这种说法不能说一点都不对，但至少是很不确切。
王建安的确生过病，1954年还为此从朝鲜撤回国内治疗休养，但55年不至于无法赴京授衔。就算他真病得很重，也可以在不到场的情况下被评为上将：授衔仪式当天只有7位元帅在场，林、刘、叶三帅都没去北京。所以身体不佳，不是将领推迟授衔的主因，这两点不冲突。
更奇怪的是，王建安是以“副兵团级”身份被评为上将的。早在1949年三野第7兵团成立时，首任兵团司令员就是王建安。这几年间他几乎一直带兵，有权力、也有贡献，抗美援朝后期还接管过志愿军第9兵团，这样的将领怎么能定为副兵团级呢？
种种迹象表明，五十年代王建安的军衔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其实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结果出来后，王建安不是后来的副兵团级，而是实至名归的正兵团级干部。只不过，后来王建安因故经历了一次“降级”。
这就更不寻常了。王建安在开国上将中，是授衔之前唯一有此“负面”经历的人。他犯了严重错误吗？真正的原因，在于1954年发生了“高饶事件”，各大军区组织揭批原华东局领导人饶漱石，王建安竟然在一次会议上唱了反调。
如此重大的事件和议题，除了王建安，没有哪个高级军官敢这么做。王建安却认为饶漱石在战争年代有贡献，不该一刀切、把人彻底批倒批臭。至少王建安没有发言批判，他不肯跟风。当时饶漱石的事情已基本定性无法转圜，所以王建安很清楚在会上这么干的后果，将把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甚至危险的境地。
王建安之所以“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他刚从朝鲜回国不久，不清楚政治风浪的变化，作为军人在这方面也不是太敏感；另一方面，解放战争期间王建安长期在华野、三野战斗，饶漱石作为华东局书记和华东军区政委，是王建安的老领导了，彼此很有感情。饶漱石看重王建安的才能，进行过几次提拔。三野大军名将那么多，王建安能担任主力兵团司令员，足见首长的器重和栽培。
不出意外，王建安的做法引起了巨大争议，甚至被严肃批评并上报中央。为此他不得不作出检讨，但还是心有不甘。随后王建安被降为副兵团级干部，能够在1956年单独补授上将军衔，这么看来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算是念及军功“从宽处理”。如果受到严重牵连、追究，就此离开军队都是有可能的。
即便如此，这件事对于王建安的军事生涯，还是有着明显的影响。作为开国上将，此后他长期担任各大军区副职干部，再未干过“一把手”，职级逐渐被许多中将、少将，甚至曾经的老部下超越，而他自己就是提拔不起来。
叶帅在六、七十年代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对王建安的经历十分了解。他在战争年代没有直接带过王建安，但老帅心肠很软，认为王建安建国后的职务确实比较低，从能力上说有些屈才了。拨乱反正时期，不少受过委屈的将军被恢复了名誉，职务、待遇方面也有明显改善，但王建安这种情况，却没有办法，显然他不属于这一行列。
有一次叶剑英专门勉励、宽慰王建安，说：“我知道，你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叶帅说得比较委婉含蓄，但王建安知道老帅的用意，他只是笑了笑，表示自己看得很开，不太介意职务高低。1980年7月，开国上将王建安在北京病逝，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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