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秋，秦岭深处一座代号“719”的军工厂内，青灰色的砖墙爬满爬山虎，锈迹斑斑的铁门后，是五排依山而建的窑洞式宿舍。这里曾是三线建设时期的热闹之地，如今却只剩零星几户老职工留守。我母亲总说，这地方阴气重，山风掠过时像有人在耳边低语。
那年我七岁，父母在719厂的车床车间工作。父亲是技术员，母亲负责质检，两人常加班到深夜。中秋前夜，厂里突然接到一批紧急订单，父母被要求通宵赶工。我被独自留在九排三号的家中，临睡前，母亲再三叮嘱：“锁好门，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去。”
可孩子的好奇心总胜过恐惧。约莫凌晨一点，我被一阵窸窣声惊醒——像是有人用指甲轻轻刮着窗玻璃。月光透过泛黄的窗帘，在地上投出一道细长的影子，那影子微微晃动，竟不似树影的婆娑，倒像个人僵直地立着。我缩在被窝里不敢动弹，直到一声凄厉的猫叫划破寂静，影子倏然消失。
第二天清晨，母亲回家时脸色煞白。她手里攥着一枚铜质工牌，边缘沾着暗褐色污渍。“在厕所门口捡的……”她声音发颤。我凑近一看，工牌上刻着“锻工车间·周建军”，编号尾数被硬物刮花，只剩模糊的“719-4**”。
“周建军？”父亲皱眉，“那不是四排六号的老周吗？听说三年前调去甘肃分厂，后来……”他猛地噤声，母亲狠狠瞪了他一眼。
当晚，母亲执意要去四排打听。六号房早已荒废，门锁结满蛛网，窗台上却摆着一碗未腐坏的月饼，烛泪凝固在瓷盘边缘，仿佛有人刚祭拜过。邻居王婶压低嗓子说：“老周媳妇去年就带着孩子改嫁了，但这屋子邪门得很。每到农历十五，窗台总有新供品，还有人听见里头有磨刀声……”
中秋当天，厂里罕见地提前收工。父母拎着月饼往家走时，看见四排围了一群人。厂保卫科的人正用封条贴住六号房门，地上散落着香灰和纸钱碎屑。“周建军上个月在甘肃出事了！”有人窃窃私语，“说是检修锅炉时跌进沸水，连尸首都……”
话音未落，一阵阴风卷起纸钱，打着旋儿扑向九排方向。母亲突然僵在原地——月光下，一个高大的身影正站在我家门前。那人穿着藏蓝色工装，左胸口袋别着褪色的工牌，方脸隐在阴影里，双手垂在身侧，指尖滴落着浑浊的水珠。
“老周？”父亲试探着喊了一声。影子猛地一颤，转身朝后山走去，步伐僵硬如提线木偶。母亲拽着父亲追上去，却在绕过锅炉房时跟丢了。锈蚀的铁门上，赫然留着五个湿漉漉的手印。
三日后，甘肃厂方派来的人证实了噩耗：周建军死于农历八月十四夜，正是母亲捡到工牌那晚。更诡异的是，他临终前攥着一把太原厂区的旧钥匙，掌心刻着“九排三号”四个血字。
“他来过。”母亲盯着窗台上突然出现的半块月饼，声音轻得像叹息。月光透过玻璃，将工牌上的刮痕照得清晰——那被抹去的编号，分明是“719-403”。
后来我们才知道，周建军调离前曾住九排三号。当年他妻子在此难产身亡，婴儿哭声夜夜萦绕，逼得他主动申请调岗。锅炉事故那晚，值班记录显示他本不该出现在车间，却有人听见他喃喃自语：“得修好……孩子怕冷……”
如今719厂早已废弃，但每逢中秋，留守的老人们仍会多摆一副碗筷。山风掠过空荡的窑洞，传来若有若无的磨刀声。有人说，那是在修永远修不好的锅炉；也有人说，是某个父亲正为孩子打造不会生锈的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