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也许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政府行为的极限边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观察窗口。那么，特朗普新政目前的诸多举措超过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应有的职责范围了吗？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郑志刚，文章来源于 《FT中文》2025年4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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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无疑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尤其在“对等关税”和“俄乌战争”问题上，他的一些观点和立场迎来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国很多人的一片骂声。就连我一向尊重的陈志武教授也在一篇题为“全球自贸体系崩溃全球化谢幕，区域性联盟将成主流”的文章中批评特朗普的关税大战，认为是对主流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理论的颠覆，尽管赵晓老师批评陈志武教授和许多华语世界的“大咖们”一样，仍在刻舟求剑，未跳出“黑板经济学”的思维范式。
如果换一种角度，特朗普新政也许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政府行为的极限边界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观察窗口。在我看来，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特朗普新政目前的诸多举措超过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应有的职责范围了吗？或者说，特朗普新政究竟是在一个现代社会政府正常的边界范围内，还是严重逾据跨界呢？
特朗普越过政府边界，又收缩政府边界
虽然波及面很广，但在迄今为止不到100天的特朗普新政相关举措集中在以下几个重点领域。其一是俄乌战争军事援助涉及的国防支出问题。其二是对等关税涉及的税收问题。我们知道，国防是现代经济学视角下典型的“公共品”，存在无法阻止别人享用的“非排他性”和即使多供一人享用也不会显著增加提供成本的“非竞争性”等特征。对于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品提供自然存在你希望由我来提供，你来免费搭车，而我希望由你来提供，我来免费搭车的问题。期待免费搭对方提供便车的心态最终使得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品。为了解决现代社会必须的国防、外交和规则制定等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现代社会有必要通过向每一位公民征税，筹集资金，集中提供公共品。这一重要的角色就历史性地落在了政府的身上。因而政府天然和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是通过向公民征税提供公共品，这成为政府在现代社会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税收也因此有了一个标准的经济学定义，这就是“公共品的价格”。
从目前特朗普新政的上述举措看，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至少在上述两项事项上大致在现代社会政府行为围绕公共品提供的职责范围内。当然，税收制定自然离不开议会所反映民意的支持。现代议会就是为了限制政府征税权滥用而出现的。特朗普政府的聪明之处在于一方面对于涉及美国纳税人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未来主张消减，另一方面，目前税收结构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其目的是改善和优化目前政府支出过度依赖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结构，回复到美国早期主要依靠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的税收结构，以此实现美国优先，进而使美国再次伟大。
这一策略的选择使得美国民众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而围绕上述两项举措的争议更是层出不穷。这里的争议指的是，在援乌问题上，一些习惯美国去当出头鸟和冤大头的人自然会质疑特朗普力图改变俄乌战争与美国八杆子打不着，结果美国又出钱又出力，欧洲却躲在后面搭便车的现状，保持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在对等关税问题上，不认同中国目前对美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约为67%的人自然会对美国对中国加征34%关税后美国对华关税水平将达到54%，加上既有税项，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达65%至66%，从而双方关税“对等”的人自然会批评特朗普骤然发动加速一些贸易伙伴与美国解决脱钩的“关税大战”。
其三是政府自身的机构改革问题。在这一领域特朗普新政举措争议相对较少，但不是没有争议。其实，作为和企业类似的组织，每隔一段时间，政府就会出现赤字居高不下，机构冗员众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病症”，此时的政府会像企业一样“生病”。只不过我们把企业得到病称为“大企业病”，而政府得的病则可以称为“大政府病”。其发病机理具有一定的类似性，那就是组织运行过程中利益平衡面面俱到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参见郑志刚，“理解DOGE主导的美国政府改革”，FT中文网，2025年3月）。
除了上述三个领域，在我看来，现在争议最大的领域是特朗普新政是否对大学的学术自由构成挑战。特朗普政府4月14日宣布决定暂停向该大学提供22亿美元的拨款和6000万美元的合同。国土安全部长诺姆（Kristi Noem）则于16日宣布，终止对哈佛大学提供两项总额超过270万美元的国土安全部补助金。
这一事件的缘起是2023年10月，巴勒斯坦哈玛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致命攻击。美国盟友以色列为此对加萨发动毁灭性军事攻击，引发美国各大院校发动校园示威，抗议以军的攻击行动。尽管有人指出特朗普错误地将一些抗议者对巴勒斯坦权利的倡议以及对以色列在加萨行动的批评与支持极端主义混为一谈，但特朗普依然将这些抗议行为视为对其批评反犹太主义以及同情哈玛斯的外交政策威胁。而反犹太主义以及同情哈玛斯之所以在美国主要大学盛行，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社会舆论基础是一段时期在美国社会盛行的DEI（多元平等和包容）鼓吹和倡导的对包括巴勒斯坦少数族裔在内的多元平等和包容。
而由于特朗普本人和他主要阁员对DEI带来的形式主义和政治正确的深恶痛绝（参见郑志刚，“美国的企业改革”，FT中文网，2024年12月），特朗普和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大学围绕DEI相关政策上正在变得针锋相对唇枪舌剑。哈佛大学逐步演变为美国社会左右抗衡、党派相争的主战场。来自共和党阵营的特朗普宣称，“哈佛就是一个笑话，教授仇恨和愚蠢”，就该失去政府研究合约。特朗普政府以审查、撤回、暂停联邦资金的方式希望迫使美国大学在DEI政策上选择与美国政府一致的立场。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在内的知名美国大学超过10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被撤回、暂停或正在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及其校友们以不同方式对特朗普政府的上述做法提出抗议。例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哈佛大学教职员工分会于4月10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向特朗普政府提起诉讼；哈佛大学的很多校友们也向该校领导层致信，呼吁其“合法质疑并拒绝遵守威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非法要求”；而来自民主党阵营的前总统奥巴马作为哈佛法学院校友，发表声明大赞母校，称哈佛此举堪为“高等院校榜样”，指学校应拒绝对学术自由不合法的干预，所有学生都能在鼓励求知、接受不同意见，且相互尊重的环境中获益。
对于特朗普政府相关举措是否对大学的学术自由构成挑战的问题，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授，我不想也无权在这一问题上评论太多。我这里只想提醒读者的是，大学也许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圣洁无暇，既有捐赠下的不公正录取，又有学术名义下的藏污纳垢和包藏祸心。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除了上述领域特朗普新政存在逾据跨界，超过现代社会政府正常边界之嫌外，特朗普政府尤其在政府改革领域在通过消减预算和关闭政府部门积极消减政府的权利，主动收缩政府的权力边界。例如，在被特朗普政府第一个关闭的国际开发署（USAID），6200个项目中有约占该署全部项目的82%被取消，仅仅保留其余18%的计划，交由美国国务院进行更有效的管理。这些计划“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却没有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服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造成损害”。
另一个正在裁撤和调整的部门是教育部。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就曾提议关闭教育部的特朗普长期主张将权责下放州与地方，并将学贷移交财政部、民权执法转至司法部，“持续确保有效且不间断地提供美国民众仰赖的服务、计划与福利”。按照相关媒体报道，教育部裁员1315人，相较于今年初的4133名雇员几近腰斩。连同近期572人自愿离职与63人解雇，人力损失过半。
而在共和党推动下通过的预算案的目的之一就是削减政府机构开支，削弱联邦机构的权力。这意味着特朗普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且通过立法程序成为至少本届政府严格奉行的法律。
当然，截止目前特朗普新政在总体上停留在现代社会政府的边界内的观察并不意味着未来特朗普不会做出其他匪夷所思的逾据跨界的行为。但一些学者对特朗普新政既义正言辞又铿锵有力的批评让我想起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一些知识分子往往自诩道德高地，却为现实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他们不懂政治，却最爱谈政治；不懂社会，却热衷于解构与重构。他们推行平等主义教育，却使教育质量一落千丈；他们尝试推动司法改革，却让社会治安崩溃。更加可怕的是，在灾难发生后，他们从不承担责任，反而狡猾地将过错归咎于制度或他人”。
文章来源于《FT中文》2025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刘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