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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个人回忆录、个人家史家族史一类的书已经很早了。过去关注，是因为喜欢，例如名人回忆录之类，觉得有看头。如今又关注，是因为也想写，是为了找到好的范本。今天要说的这本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书就是这类书中比较好的。
这本书早就看过，这次再提，与这几天的一件热点事件：董明珠发明“海归间谍论”有关。
听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的特别之处就是“贴标签”，间谍的标签往海归脑门上一贴，恍惚间，似乎所有海归就都有了间谍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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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中的“灰帽子”就是个标签，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作者怎样被戴上“灰帽子”的故事。
这故事很恐怖。作者原来戴的是“红帽子”，后来被换成了“黑帽子”，再后来又被改成了“灰帽子”。这个过程当事人，也就是作者本人感受最深。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写道：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嗍了。”
作者的帽子被换来换去的过程与董明珠的“海归间谍论”中的“海归”们的帽子被换来换去就有了关联。“海归”的帽子，太远的不说，只从清末赴美留学幼童开始，就已经被换过好几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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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们去时，算是老佛爷的“红顶子”，但回来时，帽子就变了色。
章太炎、陈天华、邹容、秋瑾、徐锡麟、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孙中山们出去的时候帽子颜色不一，但回来后，在清政府眼里就都成了“黑帽子”。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朱德、聂荣臻们出去时是为了戴“红帽子”，回来后，还是“红帽子”。
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李四光们出去时各种颜色，回来后都是“红帽子”。但与他们一起回来的一批人，一开始是“红帽子”，后来却戴上了“黑帽子”或“灰帽子”，历经苦难后，才有了“红帽子”。
再后来，一大批优秀学子戴着“红帽子”出去，又戴着“红帽子”回来。他们得到了全社会的青睐。
再再后来，他们有了专有名号——“海归”。谁成想如今却被戴上了“黑帽子”，有了间谍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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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挺悲哀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虽然不是“海归”，但其戴帽子的经历，却与“海归”们被董明珠贴标签有了相通之处。
看来，董明珠们是谙熟贴标签之道的，一个“海归间谍论”就把“海归”们弄得惶恐起来。
好在《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作者邵燕祥已于2020年去世，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惊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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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董明珠的乱贴标签的言行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坚决批评抵制。但这一事件本身却也给我们提了个醒，那就是对给人随意贴标签，乱扣帽子的言行是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的，那个年代离现在一点都不遥远，稍不注意，就会有回潮的风险。而一旦让回潮得逞，就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功亏一篑。
所以，邵燕祥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的这本书也就具有了某种警示作用。当然，对于经历过书中描写的故事的人们反思过去，记录历史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是一本既可以做言行的警示，也可以做反思的范本的好书。老正推荐给朋友们。
关于这本书，作者邵燕祥有一篇非常精彩的“自序”，一并转发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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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戴灰帽子的人》
邵燕祥的自序
一
在为这本书寻找书名的时候，曾经想到过“死者与生者”。很熟稔，好像就在嘴边，却原来是苏俄作家西蒙诺夫晚年一部长篇的名字。那里沉淀了他对战争的回忆与思考，全部情节不可避免地围绕着死者与生者体现出来。远比他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期写的《目日夜夜》深沉多了。这深沉中有着时间的分量。
我这本书，写的已是尘封五十年的身边琐事和琐闻，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涉及的人，许多已经作古，偶有依然健在的生者，也已寿登耄耋，垂垂老矣，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必讳言，都将循自然法则以去。如果袭用西蒙诺夫旧题，这就是最表层的意思，一看便明瞭的了。
然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书中所写，从开卷前的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前后，全国笼罩在大饥荒的阴影下，更是陷入死神的控制中。据不完全统计，这四五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三千多万，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上下，遍及大陆各省，从老幼病弱到年轻力壮的青年中年，而以农民和底层居民为主。这样庞大的死者群，构成了我这本书反映的时代之底色；可患并可沮咒的，是我和相当大批的城里人，竞享受着城乡二元化的萌庇，同时又受报喜不报忧的奥论蒙蔽，长期对这样悲惨的实况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仿佛毫无心肝地荷活着。作为这样幸存的生者，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到无地自容。在被遮蔽的死者呻吟或无声地告别这个世界的背景上，当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各样人包括作者的言行、心理和生活琐事时，不要忘记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地域发生的，从而对其中的曲直、真伪、善恶、美丑做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终于没有采用这个书名。
但我仍愿把考虑书名时有过的片断思考写在这里，供大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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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现在是把这本书命名为《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了。
在老中国，有所谓“红帽子”，原始语义是指在火车站帮旅客提携行李的工人，他们以一顶红色的帽子突出身份。后来说当局或警察特务给谁戴了红帽子，却是隐指共产党的嫌疑了。
我们少年时加入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笑说我们戴上红帽子了，是自嘲更是自豪。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反右派斗争后，在对我的处分决定中正式戴上右派分子这个政治帽子，不禁想起红帽子之说，转眼间“红帽子”变成了“黑帽子”。经过劳动改造，认罪检讨，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人前背后还是被人叫作“摘帽右派”。于是悟出头上还有一项有形无形的“灰帽子”。至于几年后又被称为“黑帮”，重新戴上“黑帽子”达十年之久，那是后话不提。
一个人，如土耳其共产党员诗人希克梅特说的，“还是那颗心，还是那颗头颅”，头上的帽子却不断换来换去，无可自豪，只剩自嗍了。
人已老，重数走过的脚印，有了对六十年代“摘帽”时期那几年的一些回忆。只是围绕个人生存状态的如实交代，未曾亲历那段岁月的读者或可略窥一斑，但还应该交代一句：
我在当时的“摘帽右派”以至在成千上万的“右派分子”中，其实是“非典型”的。
当时有过一个分六类处置右派分子的政策性规定，第一、二类最重，第五、六类较轻，我属于第四类，保留公职，撤职、降级降薪、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云云。据李维汉回忆，有近二分之一的人被“劳动教养”，关在“大墙”里，同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他们的遭遇，可比我们在没有大墙的地方服劳役，严酷得多了。
我被摘帽属于第一批，在大饥荒波及全国之前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后来又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基本上是分配外地，基层，遣返回乡或在劳改场所就地消化，极少能有回北京、回原单位的幸运了。
在同样划右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颠沛流离，辗转各劳改、劳教场所，风雪边疆，矿井底层，忍饥挨饿，拼命干活，生死一线，听天由命，幸存者有的家庭破碎，有的一身伤病。很快又是十年动乱，到七十年代末，那些一直没摘右派帽子的才把帽子摘掉。我不但及早生还，且有一枝之栖，苟活多年后，竟得以在有生之年复出，可以重操旧业发表作品，也算是有了一点话语权吧，而我却不能代言于万一。比起那些已经过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谓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说简直在享受着被照顾的优遇了。—我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在依出版方意见，逐页校改过程中，我作为多年的体制内编辑，也深深体会编辑同仁们的工作艰辛。比如我习惯于文革二字不加引号，累得编辑费了多少添加引号的工夫。多年前我就写过一篇《何必加引号？》，我认为文革或其全称，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个阶段性称谓，已经自然地成为专有名词，它所指称是明明白白的。而原初认定应加引号时，大约正在决议“彻底否定文革”之际，以为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使人望而生畏的浩劫，实在有伤于大家一贯认同的革命应有的光辉形象，无产阶级也跟着不体面了，所以不该再那么叫；加上引号，就有了类似“所谓”的意味，即虽叫革命，其实不是真正的革命。但我想，“名从主人”是个铁律。周作人之作人有违中国人作人的道德，但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周作人，胡长清名为长清却贪贿俱全一点也不清廉，但也不能因此叫他为“所谓”胡长清。同理，文革作为一定时空中的实体之定名，是一个事实判断，用不着以“所谓”来表示加以否定的价值判断。道理如此，但对谁去讲呢？读者看到的，是曾经问过“何必加引号”的作者，这回还是都加了引号。
读者通达，该是能够理解和谅解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