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那个时代的路标

导语

不知不觉间又迎来了红五月的四号，青年这个词与我们这一辈人算是擦肩而过了，而我们的下一代以致下一代的下一代却在茁壮成长。也许他们已经不同于我们，不会再去主动记得那个时代，但是一代热血青年自发并逐渐凝成的一种神圣的精神追求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从一百多年前的那场五四启蒙运动起，中国就发生了一场思想巨变：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自觉。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自由”，回首五四，我们看到时代的变迁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心灵与精神的漫游，更需要高度与深度。时代变了，又似乎变得太慢，有些痼疾压根儿没变，甚至变本加厉。

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年的人生之路很长，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每一个时代都需要青年的力量，这是一种爱国精神，也是一种家国担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演进。面对这一格局，愿当下的青年们：依然具备五四精神所倡导的进步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坚定信仰、明辨是非，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去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漫游家，心随自然

五四，一个大师辈出、思潮激荡、各领风骚的时代。从北京大学走出的他们——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是五四时代的路标，他们以其各自的胆识与气度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

陈独秀后来曾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三人行，当由此而来。

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护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运动有了北京大学这块坚强阵地，而他则成为爱国青年的保护者。

陈独秀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的精神领袖，而不是什么“总司令”，五四运动根本没有什么司令部。

胡适之以其文学改良的主张、推行白话文、倡言重估一切价值，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运动与学生运动之间。

五四行动前，他们是学生的精神导师，五四行动中他们是学生的模仿秀。五四行动后，他们又致力于对“无纪律的胜利者”的疏导；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导也会酿成灾难。胡适之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两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运动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源泉，学生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结晶，而保持启蒙的正确方向，维护精神结晶的纯正品质，非有疏导之力不可。

新文化运动中，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个人的着力点不尽相同，却都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的贡献。

蔡元培，始终在体制内，却与体制若即若离，多取“不合作主义”来坚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陈独秀，始终站在体制外，充当“终身反对派”，追求的是“反对党派”的合法化。

胡适之，虽终其一生不属任何党派，却是坚定的“有政府主义者”。无论是诤友还是诤臣，他都乐于充当制度文明的设计师。从如何当校长、如何当总统、党魁，以至如何建设联合国，他都有过设计。

蔡元培：启蒙与救亡

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蔡元培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他向学生们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南下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三个“不”字，掷地有声！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回校。

最终，蔡元培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后来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

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

陈独秀：科学与民主

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

——陈独秀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不足百字的小文章发表在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上，题目叫《研究室与监狱》，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

“五四”的烟云，已飘过了近一个世纪。遥想“五四”，就会想到陈独秀的振臂高呼；遥想“五四”中陈独秀，就会想到他“白帽西服”在“新世界”屋顶花园散发传单的风采!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军警狂捕游行学生，北京一时间风声鹤唳。

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运动舵手，却在此刻商量着如何把斗争引向深入。

6月9日，他们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起草完后，陈独秀把它交给了老乡胡适，由胡适译成了英文。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建议把《宣言》送到北大平时印讲义的蒿祝寺旁小印刷所印刷。

陈独秀想试探一下市民对《宣言》的反映，于是他和友人首先来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传单在中山公园受到的欢迎，使陈独秀在更大范围进行宣传的信心更足了。永安路北侧香厂路的新世界游艺场，成了下一个散发传单的目标。

6月11日，下午七点，陈独秀受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附近一个名叫浣花春的四川饭馆聚餐，他随身带上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独秀西装革履，头戴白帽，立即前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那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趁此良机，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凭空一挥，大把的传单如雪片般飘向人群，人群一片骚动……

陈独秀没有料到，此刻危险正向他逼近，新世界早已布满了密探。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独秀罩住，秘密押往外右五区警察署。

当晚十二点，数百军警立即前往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的住宅，从陈独秀家中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在“五四”这个敏感时刻，陈独秀的被捕，立刻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汹涌的营救浪潮席卷而来。

媒体很快向社会披露了此事。乡党纷纷登上了营救舞台。政界也卷入营救阵营。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很着急。

游说力量还闯入了总统府。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先生的儿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徐世昌大总统。

在五四浪潮汹涌澎湃的1919年，军阀政府还不敢太肆无忌惮。社会各界的声援和营救，给北洋政府当局造成了巨大压力。

在各方声势浩大的营救浪潮下，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作出了释放陈独秀的裁决：

“查陈独秀以传单煽人为乱，殊属违法，既据联名列保称无别情，看押三月有余，查察尚知悛悔，姑念系属学子，拟从宽准予保释。惟其不知检束，殊有破坏社会道德，拟仍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

1919年9月17日，在监狱拘禁近百天的陈独秀，终于回家了。

尽管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走出监狱无论如何也是值得喜庆的事情，大家都为陈独秀的释放而高兴和鼓舞。李大钊、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同人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欢迎他的出狱。

出狱后的陈独秀，重新开始集中精力编辑贻误多日的《新青年》，11月15日出版了六卷六号，12月1日又出版了七卷一号。1920年1月底，仍旧受到监视的陈独秀，假称去拜访胡适，经友人协助顺利脱身，离京赶赴上海，彻底获得了人身自由。北京市档案馆藏有2月14日，离京的陈独秀致京师警察总监兼老乡吴炳湘函，信中写到：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仄，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再为面谢。敬请勋安。”

在这封信中，陈独秀三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被轻描淡写一笔掠过，文笔犀利诙谐，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胡适：自由与进步

现在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胡适

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也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的、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又分析了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第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第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平民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第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第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第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的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

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