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追溯东京审判法庭外部分取证经过

79年前的今天，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因法庭设在日本东京，史称“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之初，国际检察局数次来到南京实地调查取证，搜集日军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华罪证。

1947年，为了质证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前往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查找未被销毁的文件。

这些调查为法庭质证提供了关键证据，对最终判定日本战犯的罪行，起到重要作用。

找到南京大屠杀证人

1946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顾问裘劭恒，美国检察官莫罗、助理检察官大卫·萨顿前来南京取证。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寻找幸存者和目击者。

裘劭恒（1913-2009）

其中，向哲浚负责与中国政府协调与联络，其余成员进行实地调查。中国司法行政部协助他们工作。

莫罗一行了解到，日本占领南京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记者是重要的目击者，也有大量证据。

他们与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博士，金大美籍教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刘易斯·斯迈思等人进行了面谈。

他们还面谈了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他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

1946年4月6日至9日，裘劭恒等人将中国证人的证言翻译成英文。莫罗、萨顿等人作为见证人，分别为这些英文证言签字。如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程瑞芳证词的结尾处，除了有程瑞芳的签名和印章外，还有萨顿的见证：“前面的证词，是程瑞芳夫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做出并简化为书面文字。1946年4月8日于中国南京，在我的面前由她签名，国际检察局助理检察官大卫·萨顿”。由此可见，这些证词的获得，遵循了严格的法律程序。

1946年4月10日，美国侨民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报刊《大美晚报》报道：“1937年臭名昭著的日军南京暴行的故事，可能在甲级战犯的审判中，首次用完整的文件证据展现给世界。”

同日，在华美式报纸《大陆报》报道：“在南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一天就面谈了120名目击者，收集1937年南京暴行的证据。”“他们经常审问在中国被拘留的日本战犯，和与证人面谈，直到凌晨3点。”

4月12日，莫罗和萨顿返回东京。5月31日，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基南的指令，萨顿一行第二次前来中国。目的是带证人去东京作证，并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带去东京。

基南，美国国家档案馆藏

6月4日，萨顿一行飞抵南京，分别与多名中美官员会晤。

6月5日晚，萨顿找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住房委员会负责人许传音，与其面谈。后者同意，作为证人前往东京。

6日10-12时，萨顿在贝茨博士家中，和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刘易斯·斯迈思会面。萨顿决定带贝茨到东京作证，并得到斯迈思的宣誓证词。

6日下午至8日，萨顿与中国司法行政部和南京市长送来的多位可能的证人面谈，确定伍长德、陈福宝、尚德义、梁庭芳等人为证人，前往东京。他们同意作为证人出庭。

最终，上述人等以及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美籍牧师约翰·马吉等重要证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为法庭判决打下坚实基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伍长德，当年是南京一名警察。1937年12月15日被日军抓走，在汉中门外秦淮河边集体屠杀中，枪声响起时他顺势倒下。后来日军用刺刀补戳时，刺刀透过压在他身上的尸体扎在他的背上。伍长德侥幸逃生。这是1938年2月15日，美籍牧师约翰·马吉拍摄伍长德伤愈时的情形资料图片

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伍长德出庭作证，控诉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资料图片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福宝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资料图片

许传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资料图片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南京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作证资料图片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迈纳·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资料图片

美籍牧师约翰·马吉出庭作证资料图片

在日本搜集

土肥原、板垣罪证

一年后，在被告的辩护阶段，为了反驳被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狡辩，搜集更多罪证，向哲浚回国申请增员。

土肥原贤二，是在中国大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务头子。板垣征四郎，曾任日本陆军大臣。两人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满洲国”等傀儡组织。若对这两人不处极刑，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万万不能接受。

时任中国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点名要刚从美英考察归来、熟悉美英刑事诉讼规则的倪征燠（应为日奥，因字库无此字，故用燠代替），作为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增援。

日本在战败前，曾大规模销毁军事档案，企图掩盖战争罪行，但仍有被盟军缴获的、未及时销毁的秘密档案。东京审判中国检察组决定，通过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组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搜集日军罪证。交涉很快得到顺利解决。大家齐心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昼夜奋战，找到日军作战命令、战地报告及军官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