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不同于自然科学的齐一性，社会科学研究并不遵循着某种高度统一的定式，人类心理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以及人既是研究主体又是研究对象的双重属性，注定了社会是高度复杂和难以预测的。不过，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着“有迹可循”的信条，并呈现出相对固定的逻辑思路。为了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学者们试图从不同路径予以切入，进而回答国家建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按照核心变量的差异，中国政治学研究存在以下三种重要理论取向：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行为主义。
《政治学研究方法》
左才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年1月
一、 制度主义
政治生活中有大量客观存在的制度，这里的制度主要指“规范和约束个人及组织行为的正式规则”。制度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发挥着重要的资源分配功能，进而塑造了国家和社会行动者的互动方式及其后果。制度主义的要义，就是通过把握制度性质、目标、内容、功能及其影响，深入理解政治运行的模式。不过，学者们关于“制度本身如何存在”又产生了不同理解，条文上的制度和现实中的制度往往存在一定鸿沟，这就导致在如何研究制度的问题上，具体分析思路又有所差异，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亚型。
1、“制度文本”研究路径
制度能够通过文本予以把握，这里的“文本”主要包括国家公开的政治话语，例如法律、规章、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出版物等，它们诠释了制度建构的基本精神及详细内容。在立足权威性文本基础上，研究者对特定制度体系进行深描和刻画，以理解其运作过程和影响后果。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政治制度研究成果，诸如《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分析》《外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比较》《比较政府体制》等专著，就体现出文本导向的浓厚特征。
研究者根据公开资料，立足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角度，不仅探讨了新中国政党、行政、立法、司法等宏观制度体系，而且在时空层面积极与其他国家的政治文明进行联系与思考。以王沪宁的《比较政治分析》为例，作者眼界极为开阔，对与制度紧密相关的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发展等领域都进行了中外比较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的政治”等创新性观点。
而在海外学界，“制度文本”分析路径则朝着另一方向发展，那就是以概念化/类型学的方式，创造出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的术语，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形态予以框定，以加深对后者“国家社会”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各级科层政府间关系的理解。这些研究的典型代表包括弗朗茨·舒曼（Franz Schurmann）的“纯粹意识形态”、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等人的“碎片式威权主义”，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价值上默认西式民主政体为制度发展的模板，上述概念隐含了价值偏见。此外，近年来国内的“制度文本”路径还体现出一个全新转向：注重微观话语分析。研究者依托中央党代会报告、人大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数据库等公开材料，搭建语料库，借助词频统计、共现词网络和主题建模等方法，剖析政治话语的语法结构和象征意义，进而可视化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整体逻辑。例如，宋雄伟等人发现“社会主义”“改革”“制度”“社会”“发展”等词构成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同时这些概念的权重及其组合关系在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因时而异。
总之，“制度文本”路径侧重于对制度的描述，这使其具有一定静态性，而相对忽视制度带来的复杂实践后果。
2、 “制度变迁”研究路径
制度不仅是静态的，它也具有时间层面的演化性，该路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找回时间”，不再停留于对制度内容的细致把握，而是转为关注分析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探讨制度的起源、定型、完善以及转型对于中国国家建设及发展的影响。
具体言之，该路径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在理论谱系上，深受新制度主义之影响。由于注意到制度变迁的曲折性和反复性，西方新制度主义流派对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等分支，强调环境、结构、行为者、观念等因素对制度的形塑力，在经验研究中广泛运用，诸如“路径依赖”“关键节点”“观念更替”“利益权衡”等名词术语，也成为解释本土制度变迁的概念工具。此外，社会演化理论逐渐受到关注，它认为制度变迁并非断续突变而是连续渐进的过程，实际上经历了不断调整的系统性转变。马得勇等人以原铁道部为例，发现中国政治领域的制度变革逻辑不同于经济领域的哈耶克式自发秩序演进，是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强力推动而非自下而上社会秩序的扩散，展示了中国治理体制调整的内在动力。
其次，在时间节点上，聚焦长时段的历史周期。许多研究都将制度放置于长时间的历史语境中予以考察，体现出较为宽广的历史视野，认为外生的重要事件以及内生的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都会对制度的后续演化产生影响。在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与“近代以来的百年政治发展”，都成为考察中国政治常用的时间坐标。最后，在论证逻辑上，广泛采用阶段划分的类型学方法。学者们通常依照制度特征的差异，借助类型学方法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而呈现出制度发展的连续谱系，最终在此基础上寻找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和动力机制。譬如，冯仕政将信访制度划分为创立探索期、恢复规范期与统合重塑期三个阶段，认为信访制度面临“结构上丰满，功能上衰退”的现实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既包括了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体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也涉及党的领导体系。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制度发展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整体质量与高度。因此，也有大量研究对党内建设、党内法规、党内监督等党的组织制度以及统一战线、民主协商等新型政党制度进行了历时性考察，比如苏颖等人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传播制度的变迁，发现其经历了一元化政治沟通模式、混合型政治沟通模式以及整合型政治沟通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不难发现，“制度变迁”路径的独特之处在于引入了时间性，将历史和现实紧密串联在一起，以加深对“中国之制”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认识。
3、“制度实践”研究路径
该路径代表了微观层面的研究思路，这里的制度不再停留于纸面，而是被置于现实空间之中，被视为约束和引导互动行为的结构性因素。换言之，该路径考察的是真实世界中的制度，关注制度的运作状况、后果产出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在研究技术层面，“制度实践”多采取案例研究方法，获取一手资料，最终再上升至理论建构。和上述两条路径相比，该研究路径的知识贡献在于两点：其一，它通过将视角从法理型的权力关系转为日常性的组织内部互动，能够还原真实的制度运作场景，也就是说解释制度为何在特定情境中能够成功并形成好的治理效果，又为何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失灵及治理风险；其二，它也突出了“制度环境中的行动者”的重要意义，关注制度对“国家社会”行动者特别是科层体系内部官僚干部的影响，这就将“结构行动者”有机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就为理解现实生活的国家治理故事打开了一扇微观窗口。
在中国研究中，“制度实践”路径在改革开放之后日趋活跃，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制度及其影响的思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由于重视本土经验，该路径非常有助于产生本土性的问题意识和话语创新，突破既有理论的窠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就是地方政府行为。在政府间关系层面，“压力型体制”和“行政发包制”就是学者基于实践观察的经典概括。荣敬本等人通过调研县乡两级基层政府，首次提出了“压力型体制”这一论断，发现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出台各种硬性任务和指标，用一票否决的方式对下级施压，迫使后者执行，结果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与之类似，周黎安基于事实观察，建构了“行政发包制”这一理想类型，认为它是区别于经典科层制与外包制的第三种组织关系，适合用来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
上述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学界广泛引用，围绕相关议题产生了不少研究作品。在行动者层面，“制度实践”路径的知识贡献在于其洞察到作为执行者的基层干部具有能动性，他们既受到制度的外在约束，但也体现出一定自主性。面对不同的目标激励，基层干部存在着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现象，甚至彼此之间发生周雪光所说的“共谋”行为，以应对上级检查。
如此一来，回归实践极大扩展了制度研究的深度，制度既是文本中的“说法”，更代表了真实世界中的“做法”。制度运行需要借助具体的政府间互动和政民互动才能彻底理解，这不仅具有理论创新的巨大潜质，也具有强烈的现实资政意义，有利于将本土经验转化为学术话语和治理效能。
二、 文化主义
中国政治不仅由制度组织所构成，它还具有悠久而宽广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东方政治文化。这意味着：对中国政治的把握不能简单从刚性的正式规则予以理解，还必须承认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价值符号等无形因素的潜在作用。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不仅受到儒法政治思想的深刻塑造，也受到西方政治思潮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是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交织作用的结果。多元文化思潮汇聚的结果，使其构成了理解中国政治的独特视角。根据赵鼎新的看法，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可以分为解读以及解释。
依照这种二分法，“从文化理解政治”也可以相对应地分为下述两种研究路径。
1、文化主义的诠释路径
诠释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而在于理解和弄懂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在这里，诠释的对象主要是高度体系化和知识化的古今政治理论及思想。除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不断被丰富挖掘，中国政治中的经典文本也成为诠释的重要对象。事实上，自民国时期，诸如萧公权、吕思勉等老一辈学者，就在中国政治思想的梳理和解读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对政治思潮的分析得到继承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大同相继编著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等系列作品，系统梳理了中西政治思想的谱系。
近年来，随着传统政治文化再度受到关注，还有不少学者试图以此解读中国之治的思想根源。例如，贝淡宁（Daniel A. Bell）立足儒家传统提炼出了“贤能政治”的观点，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在于挑选能力超群以及道德上可信赖的政治领袖，而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进而形成了对西式选举民主制度的替代。
总之，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属于思想史和观念史领域。
不过，诠释路径还存在另一分支，那就是把关注焦点从政治思想转变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互动情境。在这里，诠释的目的在于理解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价值和动机，也就是韦伯所说的“意义”问题。如此，各种具有文化属性的政治象征、政治表演以及集体性的政治仪式，都能成为诠释对象。在本体论层面，政治文化也从形而上的思想流派，转变为形而下的集体行动。特别是对于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基于集体主义的价值系统使得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国家治理功能。为了揭示文化背后的政治意义，学者们多使用符号分析和现象学方法，以“朝向事实本身”为原则生动而开放地分析政治现象。
例如，王海洲从传播政治学的角度，发现国庆阅兵等庄严的政治仪式之所以能实现国家权力再生产，在于它将国家信念、民族情感和社会文化相互融合，推动政治合法性的多重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现象和政治实践成为放置于学者面前的“剧场”，剧场中的行为、图像、话语、布局，甚至发生时序都是对本土文化体系的某种反映。
2、文化主义的解释路径
和基于符号学的诠释不同，解释路径的重心不再落脚于理解文化自身，而是强调政治文化对行动者实践乃至国家发展的影响，将文化视为影响政治互动的潜在变量。这就意味着，特定政治文化会为“国家社会”行动者之间塑造出相对应的互动方式，文化甚至还会影响行动者对自身利益的判断以及行动路径的选择。在文化与行动者的关系上，文化既可以是一种“无形的网络”，潜移默化地支配行动者的意志和行为，也可以成为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所说的“文化工具包”，行动者可以策略性地选择和利用特定文化资源，以最大化自身利益，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在《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就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动员群众，就在于其擅长使用“文化置位”策略，利用地方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社会意识等）进行思想宣传和动员，让老百姓逐渐接受相当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生动展示了传统文化符号如何被现代革命政党有意识地应用。
在金观涛和刘青峰看来，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系统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统一的关系，传统中国早熟的意识形态为国家塑造了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最终奠定了一种千年之久的“超稳定结构”。
当然，政治文化也存在于大众的集体心理意识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释研究成果当属政治信任，后者重要的知识贡献就在于识别出中国公民的心理信任结构，即存在着“差序格局”的分布，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格局，特别是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以及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水平较低。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进而解释公民政治信任的来源及后果，发现对现实经济绩效的感知、儒家价值观、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感知等因素都会对政治信任水平产生影响，而政治信任也会影响公民对权益表达方式的选择以及政治参与的兴趣。
文化拥有看不见的力量，既可以从抽象的符号视角切入进行意义解读，也可以探讨其对政治实践的作用。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效果息息相关，特别是在代际变迁的背景下，文化如何变迁，又将对现实政治产生哪些影响，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 行为主义
不同于规则化的制度和集体性的文化意识，行为主义的分析单元聚焦于具体的个体特征及其由此衍生的社会性影响。在“结构行动者”关系上，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都更加偏向自上而下的结构性视角，强调环境因素对主体的约束，而在行为主义看来，行动者的能动性得到了最大化彰显。按照戴维·伊斯顿的看法，行为主义就是研究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规律，包括人们的心理、动机以及价值。伊斯顿同时概括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八个原则：规律性、验证、技术、数量化、价值、系统化、纯科学、整体化。
行为主义积极批判传统政治理论，认为它们过于注重宏大叙事而相对忽视个体，这使之成为替代性的理论视角。随着研究技术的科学主义盛行，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展。
总体来看，行为主义在方法论层面具有下述三个特点。第一，突出个体价值。以往理论不太注重对个体生命性的把握，而行为主义则认为个人是理解社会不可或缺的原点，认为个人意志和偏好是导致集体行动和社会变迁的基础性动力。因此，凭借对个体的精确测量，能够更好地实现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解。第二，偏好实证主义的定量风格。行为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指导，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同时认为关于个人的信息能够被量化以及加总，重视数据采集、清洗以及分析，追求样本量以及样本代表性，系统使用包括实验法在内的定量分析技术。第三，实现因果解释。行为主义不仅试图描述个体行为，更希望将其理论化，注意解释人们态度和行为实践的形成过程与影响因素，利用数据资料验证理论框架和模型假设。因此，行为主义极为重视因果关系的检验和因果机制的识别。
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尽管行为主义在理论上属于西方“舶来品”，关注个体政治态度及实践“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的问题，但在具体研究议题上又与西方大相径庭。西方研究领域多围绕周期性的民主选举，而在中国，官僚干部互动与“国家公民”互动成为行为主义的核心关切。总体来看，它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理论面向。
1、政治精英行为研究
政治精英所拥有的权力资源，意味着他们不仅有被制度约束的一面，也具有独立于制度束缚之外的自主性。作为规则制定者，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在政策出台、资源分配、利益协调的过程中，具有极强能动性，其互动模式会对治理绩效产生相应影响。随着政府公开资料的数量愈加丰富，以及学者们通过各种方法获取一手或二手材料，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行为研究逐渐不再成为“黑箱”，精英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行为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陈思丞等人关于“领导批示”的研究，搜集分析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文件，提出问题机制和偏好机制是影响高层精英注意力分配的机制。在问题机制下，不同政府部门为争取领导人有限的注意力相互竞争，议题重要性与问题严重性较大者才能够胜出。同时，与领导人偏好的契合程度也是部门议题被关注的重要因素。蒋俊彦发现由非正式人际关系构成的精英网络可以降低官僚机构运行的协调成本，进而提升官僚机构的总体绩效。马啸则探讨了精英对政府决策过程的影响，他以中国高铁建设铺开过程中的时空差异为问题切入点，将这种自下而上的政策博弈称为“就地博弈”，解释了地方政治精英如何为当地争取高铁项目，比如下级精英利用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向上级争取政策资源，更容易接近决策层的精英（老将军）能够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而协助家乡政府获得政策注意力，增加地方获得高铁项目的概率。
上述研究，勾勒出中国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的大量正式和非正式互动，展示了中国国家机器运转的内部行为规律。
2、公众政治参与行为研究
良好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社会化、行使政治权利的重要渠道，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探讨的重要议题。本土语境中的政治参与包括制度化参与以及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前者涉及选举、结社、民主协商等活动，是公民身份意识和责任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包括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体制外政治行为，以及可能造成安全风险的集体行动和抗争政治。对于学者而言，关注焦点主要在于解释公民在何种情况下会选择制度化参与方式，又在何种情况下会更倾向于非制度化政治行为。有定量研究发现，政治信任的增强将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与质量，此外教育水平、社会资本、媒体接触、利益相关性、社会公平感知等因素都会导致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变化。
需要注意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建构出全新的“国家社会”互动渠道，对民意表达、公共舆论以及政治议程产生了巨大的技术重构效应。一方面，网民的话语表达常被视为一种非正式参与，但却能够反映民情变化，成为观察整体民意的风向标。借助自动文本分析、主题建模和社会网络分析，一些研究考察了网民政治意识形态的类型及特征、社会组织如何线上动员网民参与公共事务等政治议题。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塑造出超大规模公共空间，政府对网络民意的吸纳逐渐制度化，利用政务公众号、门户网站、市长信箱等渠道，倾听和回应民众诉求，这种技术赋能帮助党和政府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对此，大量研究考察了公民线上表达的内容以及政府对民众的回应质量。孟天广等人利用网络爬虫采集了网络问政平台的大量数据，基于大数据分析，将公民诉求表达议题划分为许多类型，同时发现地方政府强化了回应性制度建设，时空因素、议题归属和诉求表达方式则对政府回应的速度与效果有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由于对核心变量的关注侧重不同，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行为主义，形成了中国政治研究的“三角式”框架，揭示了知识的多维生产路径。必须指出，制度、文化和个体行为之间，从来都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存在着紧密的互构关系。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往往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应当尽力避免单因素决定论的观念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