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制度自诞生以来，始终以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为核心宗旨。它是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全体国民对晚年生活的基本期待。然而，当下养老金待遇出现的“过高”与“过低”两极分化现象，正逐渐偏离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不仅加剧社会矛盾，更削弱了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与公信力。
从制度设计的本质来看，养老金的核心使命是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确保其在丧失劳动能力后仍能维持尊严、安稳的生活。养老金的“普惠性”与“共济性”要求其在待遇分配上保持相对均衡，避免因差距过大引发新的社会不公。过高的养老金待遇，使得部分群体退休后收入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在职劳动者，这不仅违背了“多缴多得”的合理激励原则，更形成了事实上的特权阶层。例如，部分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数倍于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这种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割裂。
而养老金过低同样背离制度宗旨。大量企业退休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城乡居民养老金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例，部分地区基础养老金每月仅百余元，即便加上个人账户积累，整体待遇仍远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过低的养老金待遇，使老年人不得不继续从事繁重劳动以维持生计，或者陷入贫困境地，这不仅严重影响老年群体的生活质量，更使得养老金制度沦为“有名无实”的空架子，无法实现其保障民生的根本目标。
养老金待遇失衡还会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过高的养老金待遇消耗大量财政资源，挤压公共服务投入，加剧地方财政负担；同时，“高福利”群体对养老金制度的依赖，降低了其参与养老保险改革的积极性，阻碍制度优化进程。而养老金过低则导致参保积极性受挫，许多人因预期收益过低选择放弃参保或降低缴费档次，进而削弱养老金制度的筹资能力，形成“低缴费—低待遇—更低缴费”的恶性循环，威胁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要回归养老金制度的初心，需从制度设计与政策调整入手。一方面，应建立科学的养老金待遇调节机制，对过高的养老金进行适度限制，通过渐进式改革缩小不合理差距。例如，对高收入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设定上限，强化税收调节功能；另一方面，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倾斜力度，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补贴政策，确保养老金待遇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此外，还需打破制度壁垒，推动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整合，实现制度规则统一、待遇公平。
养老金制度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其价值不仅在于经济保障，更在于传递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只有消除养老金待遇的两极分化，让制度回归保障民生、促进公平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美好愿景，让养老金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稳定、推动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