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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出生于1874年福建泉州集美社。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伴随他一起的还有中国被帝国主义殖民的屈辱记忆。
1890年，陈嘉庚来到新加坡，帮父亲打理生意。1903年，因父亲用人不善，导致破产。在这一背景下，陈嘉庚不仅没有逃跑躲债，反而接过了这个烂摊子，重新开始做起。
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如果破产的商行不在自己名下的话，是没有债务的。也就是说，父亲破产的商行，他是可以规避债务的。
然而，陈嘉庚在决定接手父亲破产的生意后，他召集了诸位债权人，并向他们承诺自己会替父还债。这个决定让他在华侨社会中赢得了普遍信任，但同时，也让他在创业初期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已经三十岁的陈嘉庚，背负着替父还债的承诺一头扎进了商海。几年后，他便挣得十几万。积攒了这笔初始财富后，他原本可以用来再次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一下子拿出了9万，替父还债。遵守了自己当年对债权人们的承诺。
陈嘉庚说到做到立即在华侨中引起了广泛热议，许多人称赞他“一诺千金”。
1925年，陈嘉庚的公司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期，经营有米厂、木材厂、皮鞋厂等，超过了30处厂房，生意遍布全球五大洲，手下员工多达三万多人。
毫无疑问，陈嘉庚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然而，除了做生意之外，他还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作国货，同时商标注册为“钟牌”，意为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国耻。
1912年，陈嘉庚带着一家人回到集美，当他看到家乡没有学校，孩童顽劣不堪、青年打架斗殴、赌博抽烟的现状后，当即决定创办学校。第二年，集美便有了第一所新式学校。此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毁家兴学”之路。
因为在为学校招聘老师的过程中，感受到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困境。于是，陈嘉庚决定创办高等院校。1919年，陈嘉庚公开表示：
“此后本家生理及产业逐年所得之利，虽至数百万元，亦尽数寄归祖国，以充教育费用，乃余之大愿也。”
同年5月，陈嘉庚回到祖国，创办厦门大学，离开前，他更是将自己在海外的所有不动产捐给集美学校作永久基金。
1921年厦门大学终于建成，这也是福建的第一所大学。他将自己做生意赚来的钱，几乎全部用到了发展国家教育上。为筹措教育经费，他曾一度卖掉了自己的私人住宅。
除了相信教育为立国之本，并为之奋斗终生外，陈嘉庚还为我国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1909年，陈嘉庚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也成为了中国同盟会的一员，为其革命提供了经济支持。从此，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义捐、侨汇，成为了我国抗战期间重要的财政支柱。
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后，陈嘉庚率领山东筹赈会，在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各种募捐活动。这一时期，他也第一次组织不同族群、省份、阶层的华侨一起抵制日货。
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积极组织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捐款捐物支援国内抗战。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侨领们不约而同找到陈嘉庚，请他出面领导华侨在新加坡的筹赈工作。
陈嘉庚考虑到自己已经退出商界，无法带头捐献钱财，便婉拒了这一重任。但侨领们却对他说道：
“你为兴学，不惜毁家，如今声望更比以前高，何况南洋一带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出自陈嘉庚公司，你登高一呼，大家必定踊跃响应。”
最终，在各位侨领的极力劝说下，陈嘉庚于1937年出任星华筹赈会主席。
1938年，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支持祖国抗战，统一管理各地的救亡组织，各地华侨组织和代表齐聚新加坡召开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侨总会，并推选陈嘉庚担任主席。
南侨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南洋华侨为支持国内抗战，突破地域、帮派、行业等的界限，团结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此后，陈嘉庚夜以继日开展工作，为国内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
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面临困难，蒋介石亲自给陈嘉庚发去电报：
“振奋以前之精神，继续努力源源汇寄，俾裕军用。”
仅1939年这一年，南洋华侨就向国内提供了高达8亿元的资金。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的捐款，已经成为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除了捐钱外，南洋华侨还多次捐献飞机、坦克等战略物资。
自领导华侨的抗日运动以来，陈嘉庚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是，他却在一次延安之行后公开大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0年，随着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苦的阶段，远在海外的南洋侨胞更时刻关注着祖国抗战的情况。为了解国内抗战情况，同时慰问广大抗日军民，南侨总会组织了“回国慰劳视察团”。
消息一经传出，南洋各地爱国华侨纷纷报名参加慰劳团。为了避免慰劳团在回国后被人操纵或受人欺骗，已经66岁的陈嘉庚思虑再三后，决定亲自率慰劳团回国。
重庆是南侨慰劳团访问的第一站。消息在国内传开后，重庆各界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慰劳团的到来。国民政府高度重视，随即准备了8万元经费开办各种欢迎宴会和活动。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人飞抵重庆，国民政府各机关代表、上千名民众聚集在机场欢迎。在欢迎茶话会上，陈嘉庚发表了讲话，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对祖国的惦念，他的爱国之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国人。
早在回国前，为了减轻国内战时的负担，他便要求慰劳团此次回国，要自备生活用品和购物所需资金。同时，还定下了一条原则：
“切实做事，不夸张，不虚饰，务以诚敬谦恭对人，简单朴素律己，以不负海外千余万华侨之使命为最高之原则。”
于是，当陈嘉庚听说重庆国民政府专门拨款8万元用于这次的招待费用后，他第二天便在重庆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闻政府筹备巨款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且当抗战困难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
陈嘉庚本人也多次表态，谢绝蒋介石安排的种种豪华住所、餐食。慰劳团在国内的一切开支，除了汽车接送外，一切都是自费的。
3月28日，陈嘉庚第一次与蒋介石会面。蒋介石的做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蒋介石的专车刚到，就听到传令兵大喊“蒋委员长到”，在场所有人立即起立，一个个恭敬地等待着。直到蒋介石走进会场坐下，轻轻挥手示意后，大家才敢坐。后来，陈嘉庚在与友人提起此事时，直言“蒋介石像个皇帝”。
除了与国民党内的军政要员交流外，陈嘉庚还与重庆各界民主人士、报社记者等进行了广泛接触。他看到国民党内的种种现状后，失望不已。
就在这时，叶剑英、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上门拜访。不久后，陈嘉庚应共产党人邀请，来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在与共产党人接触的过程中，陈嘉庚逐渐转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并提出了“想要去延安看看，见一见中共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意思。
几天后，毛主席便从延安发来了电报，正式邀请陈嘉庚一行人来延安访问。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想尽各种办法阻挠。
不过，陈嘉庚态度坚决，蒋介石也不好继续阻拦，只是他又说道：“去延安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欺骗。”
5月31日，陈嘉庚一行人抵达延安。为了让他了解延安的情况，毛主席特意让人做了一系列参观安排，还主动邀请他参观枣园，令众人意外的是，陈嘉庚听后，却只说了一句“我今天是来吃饭的”。
陈嘉庚之所以这样说，其实是想看看共产党和国民党有何不同。在重庆的这段日子里，他见惯了国民党内的奢侈与豪华，民间流传的“前线吃紧，后方紧吃”并非空穴来风，完全是真实写照。他想通过餐食看看在延安的共产党是什么样子的？
毛主席单独邀请陈嘉庚先生吃饭，饭桌上除了平日里的咸菜、白菜外，还多了一碗鸡汤。他指着那碗鸡汤，笑着说道：“我没钱买鸡，这是邻居的大娘听说我招待原来的客人，特意送来的。”
仅仅一顿简单的饭，就让陈嘉庚对共产党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虽然在延安只待了仅仅8天，但却让陈嘉庚“大开眼界”。与重庆的民众相比，延安的老百姓吃穿自然比不上，但每个人精神面貌十足，干活积极，当地治安很好。
来延安之前，陈嘉庚听说延安有数十万军队，但在延安的大街上，他却很少能够见到身穿军装、耀武扬威的军人。
他向毛主席说明了自己的好奇后，毛主席向他说道：
“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
与重庆截然不同的场景，令陈嘉庚对共产党惊叹不已。尤其是当他亲眼见到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与普通干部、人民群众的亲切交流后，他更是感到不可思议。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共产党，陈嘉庚还多次询问在延安的归侨青年。他从这些青年们的口中，更进一步确定了自己在延安和解放区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
在与共产党干部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交往中，陈嘉庚从离开重庆时的迷茫已经变得豁然开朗，最终确定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逝世。周总理和朱德亲自领先执绋到北京火车站，用火车运至故乡陈嘉庚的故乡集美，将他安葬在鳌园墓地。
参考资料：金秋2021年5期、红岩春秋2015年6期、《家庭百科报》2015年5月1日、党员文摘2015年7期、今古传奇·人物版2021年4期、文史春秋2019年3期、财经国家周刊2016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