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董某事件引发了巨大争议，有人对其履历造假感到愤怒，有人唾骂她滥用资源。但要是你只看到出轨、违规这些层面，那就太肤浅了。医院，本身就是两种体系矛盾撕扯下诞生的“怪物”。
说句题外话，之前一直有医学生问我大学规划相关问题，我不敢说。为啥不敢说呢？就是因为我今天要说的这些内容，会让所有学医的人彻底打消学医的念头。可我是老师，我怎么能这么做，这跟要了我自己的命有什么区别呢？但现在无所谓了，这位董小姐的事情爆出来，等于已经“要了”所有普通人的命了。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吗？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咱们必须时刻牢记，医院是计划经济体系下的产物，它承担着国家公共医疗的重任，要让全中国所有普通人都能看得起病。但这个担子太重了，所以医院必须听从上级指挥，执行政策安排，走严格流程，讲程序正义。哪怕效率再低，也要合规；哪怕病人情况再危急，也得等批文。
就好比，急救室明明有空床，病人都送到门口了，可因为医院规定急救床位需要科主任批字，值班医生不敢随便接收，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多等半个小时。有的患者排了半天队，以为能做检查了，医生却告诉他机器有，但得先走流程报批，批文下来后才能用，而批文可能得等一两天。甚至有些手术都准备好了，病人也麻醉了，却发现某项术前审批还没盖章，手术只能硬生生暂停，病人在麻醉中被撤回病房。
在这里，你以为医生最怕的是治不好病？其实医生最怕的是流程不合规、操作不合章、责任归不到位。最重要的不是把人救回来，而是确保每一张表、每一个章、每一条流程都滴水不漏。重要的不是病人安全，而是领导安全、医院安全、流程安全。只要不出大事，哪怕病人多受点罪，都能被默默压下。但一旦出了事，第一反应不是补救病人，而是赶紧开会，划清责任，第一时间把锅甩给最底层。这就是计划经济留下的问题。
那么，如果有医生出于良心，觉得病人实在撑不住了，违规一步，破例救了人，流程没走完就先抢救了，会怎样呢？
答案是，即便救了人，他一样要受罚。违规启动抢救程序、未按规定审批、医疗行为未留痕、流程文件缺失，责任都得由他承担。最终，该医生可能会受到行政处分、扣绩效，甚至直接被开除。
别说良心救人了，哪怕你救了10个，救了全世界，只要流程出问题，责任还是你的。因为在体制眼里，救活人是感情用事，合规流程才是秩序。你能救人，但不能破坏秩序。一旦破坏了秩序，你就是危险，就是风险，就必须被清除。
所以，医院里真正“聪明”的医生，不是救人最快的，而是最懂规矩、最会保护自己的。你可以慢，可以绕，可以转几个科签几个章，只要程序合规，哪怕病人中途死在担架上也没人追究你的责任。但你不能快，不能越权，不能逾越规定。哪怕你救回了病人，体制也不会感谢你，只会惩罚你。这就是医院真实的一面。
而另一方面，医院又必须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生存。医保控费、经营利润、科室创收、竞价引流，每一项都是硬指标。病房要住满，手术量要上去，设备要回本，项目要盈利。医生既要治病救人，又得负责创收。
医院既是公益机构，又是企业单位。于是在利益驱动下，资源成了筹码，职务成了资本，患者成了数字，医生成了流水线工人，医疗不再是单纯的救治，而是利润考核、排名竞争、资本运作。这就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
医院夹在这两套体系中间，集中了两种体系最糟糕的弊端。既怕担责又要追利润，既走流程又要抢市场，既讲规章又要玩潜规则，既公开公正又暗中操作。这种扭曲的环境，自然滋生出各种看似荒谬实则必然的现象。
比如选人用人上的“人脉传承”，领导岗位的继承，隐形特权的代际转移，这是体制文化决定的。因为对体制来说，最重要的是可控，熟人比外人可靠，人脉比能力可靠。
再比如形式主义，救治水平如何不重要，材料要完美，表格要工整，指标要达标。还有责任转嫁，出了事第一时间甩锅下属，能推给流程就推给流程，能甩给外包就甩给外包。以及资源寻租，岗位可以交易，晋升可以包装，论文可以代写，项目可以暗箱操作。
医院早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救人的地方，而是一个复杂的利益混合体。董某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一线医生，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成为技术型专家，而是在一流医院刷履历，快速完成“社会镀金”。利用导师的论文、项目包装个人履历，最终以医生身份转型进入医院行政、政策机构，或者进一步进入医疗体制上层做管理岗位，甚至跨行业“镀金”。在这种设计里，规培只是个过场，手术室只是个背景板，病人只是个道具，真正重要的是资源、关系和履历。
董某只不过是体制内“镀金计划”中的一颗小棋子，今天是他，明天还会有无数个类似的人，用最快的速度穿越医院这片“夹缝”，拿到属于特权阶层的“通行证”。
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呢，还在按部就班地拼命熬本科、熬硕士、熬规培。还在深夜的实验室写论文，背病例。担心论文盲审不通过，担心课题落选，担心推荐失利。你以为自己拼的是医术，实际上拼的是资源、身份，是被安排好的位置。
医院是最讲程序的地方，所以也是最能把程序玩到极致的地方。程序不是保障公平，而是掩盖不公平的外衣。所以董某事件不是偶然，而是体制的必然。他的成功不是医学教育的成功，而是资源运作体系中一次不太完美的“演出”。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一个董某，而是这个体系正在悄无声息地不断制造出更多类似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