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4+4”医生的事，具体细节不需要小镇赘述了吧？全网有的是，自己查就好。
看到医学领域引进美国“4+4”模式后出现如此问题，小镇一点都不奇怪，不出问题才是奇迹。至于有背景的人走捷径，小镇现在都快40了，多少也见过世面，没啥好激动的，就算没这条路，人家也能走其他路。
爆出来终究是好事，也是一个挺好的引子，2022年炫富引发的金融薪酬整顿，还在进行中。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非常有名，曾经被推荐阅读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小镇是这么理解的，这种时候的改革，往往是应急性的复制外部制度，并非基于内生，不仅改革时危险，危险更在于仅移植外部制度表层架构。
小镇对一切没有经过充分本土化改造的舶来制度，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怀疑。当然小镇警惕也没啥用，顶多就是写写文章跟大家聊聊。
但实践往往证明，这种不经改造的舶来品大概率会导致很麻烦、很严重的问题，说不清抄制度和不建立这项制度，到底哪一种情况更好一点。
其实“4+4”的医学生培养模式，并不是坏模式。
虽然全球多数国家都是从本科进行医学专业学习，然后进行硕士、博士深造，学习完后去医院进行实习、规培，无非叫法和具体操作不同。而美国是个例外，美国没有本科医学专业，想要从事医学的，本科学习其他基础学科，按要求完成生物、医学等相关预科学习，然后申请进行医学深造，录取时会查看预科成绩，还要参加美国医学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入学之后课程压力也很大。
实际上，中国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从美国引进了规培制度，试点一年后就全国推广，效果确实不错；理论上继续引进美国“4+4”的医学生培养模式应该也可以，于是2002年上海交大引进了这一模式，但这套模式已经试点20多年了，截至目前全国仍然只有几所医学院试点，每年毕业人数极少，可见有多么水土不服。
规培仅仅是技术性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制度，无非就是学生在从事医学工作前，需要跟着有经验的医生学习如何把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践，这是一个比较简单、通行的做法，只不过美国因为没有本科医学教育，规培对美国特别重要，所以这套体系做得更好，拿过来用问题不大。
但“4+4”可就太不一样了。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一是在美国，一般认为富裕家庭才去学医。既有欧洲历史上特别尊重医生的传统，更重要的是避免家境不好的人学医会更想赚快钱。也正因此，美国医学的学费特别高，当然现在美国医疗被高度市场化，搞出来特别强势的利益集团，导致美国人背负了沉重的医疗负担，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制度设计上希望富人学习的逻辑是成立的。
二是美国普遍搞“4+4”，而不是只有个别试点。
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本科不学习医学，还要在本专业之外辅修就读医学需要的其他课程，而深造博士是申请制，并非一定能录用，不确定性很大，难度也高。
在美国每年有几万人申请，被录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无非读的学校比预期的差一点，不至于血本无归；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最普遍的规定是本科读医学，如果本科不读临床，那么之后基本没法当医生，无论五年本科还是5+3本硕、4+4本博都一样。
注意博士是申请制，就算是本科学医学的，也需要面对万一申请不上博士的风险，所以对普通家庭而言，如果真的想从医，而且还想去比较发达城市的三甲医院，那就要考八年制本博直读，某种程度上五年本科和5+3本硕是差不多，毕竟本科考硕士是自己可控的，最终都要面临难以申请博士的问题。
医学本科生都如此，那么对非医学本科而言，如果想当医生，那难度简直堪比登天，也就只能赌能被国内极稀少的“4+4”模式录取，在本科期间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非专业课程，还要战胜众多有同样想法的对手，如果没能被录取，机会成本太大了。
去年就有个案例，人民日报还专门报道过，一名北大光华的本科生，注意这可是北大光华，大二的时候突然想当医生，于是就选择报考国内“4+4”模式试点班项目，整整三年非常辛苦，但最终没有成功。
于是她选择放弃学业重新高考，这时候距离她第一次参加高考已经过去了六年，幸亏基础不错，去年通过了上海交大综合评价面试，考上了八年制本博。但注意，这个综合评价面试也是新高考改革之后新出现的，重点是侧重过往经历和面试，如果还是仅通过传统高考，未必能考上。
由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哪怕是北大光华的本科生，想要报考“4+4”试点班都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让本来顺利的人生遭遇重创，不仅耽误整整六年时间，万一后来没考上呢？就算完成学业，医生本来就需要漫长的学习和规培成长，比别人晚了整整六年，这种代价太大了。
普遍采取和个别试点，差别就是这么大。正因为在中国，非医学本科转医学是非常小众的，因此所有的规章制度体系都是围绕大众的本科医学体系展开的。
说是“4+4”可以把其他学科引入医学，培养能与国际接轨的高层次、复合型、科研型医学人才，但这都是好听的假想罢了，基本不成立，因为医学没法走捷径，更因为中国就没有美国“4+4”模式生长的生态。
实际上“4+4”试点班的培训模式跟传统临床八年制一样，学位授予标准也一样，这不仅导致学业压力巨大，而且因为少了临床八年制博士阶段的两年临床轮转，不仅挤压科研时间导致无法实现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目的，医学经验也不足，最终为了就业，还是要回归传统的临床研究，根本没有体现跨学科交叉的特点。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4+4”试点的毕业论文，跟传统模式医学博士毕业生的没有区别，“4+4”的试点理论上从很优秀的本科生筛选出更优秀的人才，培养了4年，最多也不过是培养出标准化的准医生。
美国配套“4+4”是一整套生态，包括考试选拔制度、专门定制的培养体系、由国家住院医师匹配计划管理的住院医师匹配系统、医师执业考试等等。只是抄了表层架构，没有复制美国这套体系的完整生态，问题就更多了。
就连北大光华本科生，都要重新参加高考才能圆医学梦，可见风险之大。正常逻辑下，除非学科特别接近，比如本科跟临床医学就比较近的生物、药物、护理等学科，就算考不上“4+4”试点，大不了本专业就业，机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而那些专业跨度特别大的，就算在美国也很少见，美国录取的医学生只有10%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基本还是跟生物医学沾边的基础学科。
除非有人打保票，保证能大概率被录取，或者家境非常好，根本不担心就业，真不敢这么猛。毕竟如果真的特别想当医生，完全可以高考报本科医学，放着堂皇大道不走，为啥非得走崎岖多险的小道？
“4+4”这事就说到这。
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谈谈照抄表层架构的危险。
有太多例子了。
比如商品房预售制度，这是从香港学来的。对开放商来说，房子盖好前就把楼花卖出去，资金回笼快，销售周期短，吸引力很大，这项制度其实没啥问题，但前提是得抄全套。
香港配套预售制，有一整套制度设计，比如未按期交房的退房机制、律师托管资金并且严格按工程进度放款、还有更多第三方参与的监管体系，这一切建立在香港很成熟的律师法治生态上，没有这套体系，单纯制度上的监管，是堵不住的。后来发生的大家都很清楚了，国家投入很大精力在保交房上。
还有P2P崩盘，P2P制度也不是坏制度，如果真的纯坏，就不可能引进。P2P借贷也是源自美国，2005年初步形成，中国2011年引进，但问题是美国搞这套模式是因为有非常成熟的个人征信以及破产制度，一旦违约后果极为严重，可以说这个人就已经社会性死亡，想要恢复信用难度极大。
而中国引进P2P的时候，根本没有完善的征信体系，当时监管也做不到美国SEC的穿透式监管，意味着监管部门无法有效约束。于是短时间野蛮生长，投资人的钱被平台套利挪用，如此巨大的利益，巅峰时期出现5000多家网贷公司，之后就是大范围暴雷，涉案金额以万亿计，每一个暴雷平台背后，都是投资人的血泪故事。
金融方面的这种案例特别多。比如上世纪90年代国债期货事件，也就是“327国债期货事件”，“327”是一款国债产品，当年成为最热门的炒作素材。1995年2月23日，多空双方展开激烈的殊死搏杀，最终被紧急叫停。这件事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也引起国外关注，如英国《金融时报》评价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后来监察部下场调查取证，后续影响非常深远。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从制度上就是因为直接移植了美国期货交易的表层架构，但缺了背后的做空机制、现货市场分割，以及美国极为成熟的金融生态和金融投资者。
金融的事先不说了，毕竟当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搞金融，是一个全新的事物，也只能学习他国经验，交学费也是难免的。
教育也是照抄表层制度的“重灾区”。
小镇上学的时候老说国外素质教育、快乐教育多好，现在看哪里好了？明明美国半个多世纪一直想推行全国标准的应试教育，美国精英阶层也是以应试为基础，只有美国平民阶层才会搞所谓快乐教育，但是教育怎么可能快乐？（参见《》）
但当年美国制度自带光环，于是引进了素质教育概念，就催生了减负，但高考选拔机制没有变，校内减负了，家长肯定就要在校外找补，于是校外培训野蛮生长，到后来互联网平台也下场，甚至有大平台说要把教培做成万亿级的大生意。最终2021年被迫出台“双减”政策进行纠偏。
还有影响小一点的，也是从美国引进的法律硕士培养模式，这个模式跟美国医学培养差不多，就是本科不学习法学，本科毕业后申请法学院进行法学深造，在美国法学也是学费特别高的。
1996年引进了这一模式，跟医学“4+4”一样，原本设想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法律人才，但由于跨专业报考，难度非常大，从2002年开始法律硕士的录取分数线一直位居各学科前列。
不过客观地说，1996年引进这一模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国家法治化进程加快，特别需要法律人才，仅本科培养来不及，所以客观上需要从其他专业培养一批法律人才填补缺口。
但这一模式也出现了问题。同时保留了法学本科专业，最终法律硕士还是要跟法学本科生一起去参加司法考试，培养目标还是一样的，自然也谈不上复合。只不过相比医生要好一点。
其他领域还有好多。
比如有读者提问物业难搞，业主想要维权特别难，物业服务业也很差。物业管理确实是特别难的基层治理问题，这套模式也是引进的，来自于新加坡的组屋管理模式，但当初引进也是抄的表层架构。
新加坡这么搞是因为业主自主意识很强，有非常成熟的业委会选举机制，法治或者说契约精神也很强，对物业和业主都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当时全国范围最普遍的就是组屋，这种房子有很强的约束力，新加坡的法律规定特别细，比如禁止养猫、做饭等，后来才逐渐放开。
但到了国内，水土不服，现在物业投诉量高的惊人，但业主投诉归投诉，真要组织选举业委会维护合法权益，又总是搞不起来，就算把物业换了，一个小区能够老老实实按合同缴费的业主，占比也不高。
从新加坡同样引进的还有工业园区模式，一开始还挺好，但是后来到了欠发展地区，很多城市盲目复制，说是工业园区，但根本没考虑当地有没产业，不过是顶着工业园区名头搞房地产，浪费很严重。
不过列举了，回顾过去几十年，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要说句公道话，中国已经是非常重视本土化改造的，毕竟革命胜利的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年教条主义带来的牺牲极为巨大，只是社会治理非常复杂，上亿人组成的混沌系统，会发生什么反应根本无法预测，也只能在执行中改革调整。
基于此，也就要更加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中国的国情。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国家和在中国，结果是不一样的，不能拿其他国家经验硬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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