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北方朔风

最近,两位姓董的女士,因为类似的原因都处在了风口浪尖。首先是格力的董明珠,在内部会议之中说,格力不愿意招聘海外留学的人,因为担心海外留学的人有间谍,这遭到了一群人的口诛笔伐,其中自然包括号称是非常支持民营经济的老胡。


随后发生了另一件事情,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出现了严重的丑闻,其中一位涉事女士也姓董,而她的医学博士属于4+4模式,前四年在海外学习,后四年在协和就读。显然,她的职业技能是非常有问题的,她在海外学习的专业和医学也没什么关系,凭借4+4项目就成为了协和的医学研究生,和肖医生又具有密切的不正当关系。这一系列问题让社会舆论对于协和这个4+4机制产生了巨大的质疑。


两位董女士,都因为留学相关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本来董明珠女士的言论因为触动到太多海归相关群体,舆论压力不可谓不巨大,结果这两天被董袭莹女士把火力全吸引过去了。这真是董小姐帮了董小姐了。

先说董明珠的言论吧。董明珠女士一直是存在感比较强的那种企业家,她很多时候的行为也确实是比较有争议的。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所披露的部分境外情报机构对我国的渗透活动,确实与留学生有关,但地图炮确实不好。不过这是内部会议,格力也并非是什么留学生就业大户,所以董明珠的话虽然不合适,对很多无辜的留学生不尊重,但是倒也没有必要口诛笔伐到这个程度,尤其是某些天天喊着要保护民营经济的意见领袖,说这种话就更加奇怪了。

说真话不好听,但今天留学作为一门巨大的产业,兜售的不光是学历文凭,长期以来还兜售一种优越感,是一种在当今时代十分受欢迎的身份标识商品。欧美那些最为优秀的学府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个优越是否包括某些一年水硕,某些名字听起来很大但是不靠谱的学校,某些qs排名虚高的学校呢?说到底,打从民国那会克莱登大学镀金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董袭莹女士的情况也是类似,她说是经济学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自然是很强的,但是问题在于后缀有一个巴纳德学院,这就有很大的水分了。虽然并非是什么垃圾学校,但是水平远低于哥伦比亚大学,同时可操作空间也大很多,通过关系和金钱的运作,入学难度是低不少的。以这位女士在规培阶段的表现,却曾被协和当做4+4的代表人物宣传,这怎么可能不让群众产生质疑呢?


在当下,留学作为一门产业不光关乎学生的学历和就业敲门砖,更被众多想要实现权力和财富代际传承的高阶层和高净值人士们当成了绕开国内高考独木桥的快速通道。毫无疑问,在绝大部分普通人都是依靠高考获得文凭的情况下,这种快通道越多,就越破坏社会整体的公平性。

当然,我们不否定留学本身,即使美国现在教育系统出了很多问题,特朗普狂砍大学经费,美国取消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情况下,笔者还是认为美国大学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这从来不意味着留学应该成为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既然你在西方的优秀大学里学到了更优秀的东西,那就证明出来,拿出真本事证明留学学到的东西对国家对社会对群众是有用的,这样哪还会有人质疑呢?

4+4项目就是如此,当下的医学研究确实需要一些跨学科的东西,笔者从一些搞研究的老师和同辈口中,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跨学科的研究终究是需要基础的,而不是拿着无关的文凭当投机取巧的敲门砖,哪些专业适合参与和医学进行的跨学科研究需要一个科学的标准。


然而实际中,这类项目里的标准往往存在一些操作上的空间,是究竟看能力多一些,还是看关系多一些呢?如果不是这次事件中董袭莹女士的表现,大多数人并不会怀疑协和这个培养方案。但是既然大家意识到了,而这个项目的参与者之中存在如此让人触目惊心的问题,那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标准就值得玩味了。

不管是这个项目本身,还是为这个项目辩护的人,都想要强调一点,美国那边医学也是先学医学预科,然后再学临床。这种模式确实有合理性,但是笔者也很确定,美国的医学预科虽然各个学校有些差异,但是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很多并非是经济学可以覆盖的。

同时美国医学预科之后,在学习临床知识的阶段,也不会因为预科而缩水,也不会因此缩短规培的时间,而这些问题,在董小姐身上,都是争议的焦点。董小姐既躲过了我国准入高门槛的本科医学教育,又躲过了美国最严厉的临床技能培训,仅学了一年医,就成了医生。所以这些辩护实在是没什么说服力。

这4+4项目虽然号称要学的是国际先进经验,最起码在实际运行中,学习到的更多是美式大学之中的人情世故与利益输送。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学的不错。


今天回头看,中国的4+4其实根本上是出于对西方教育的某种非理性崇拜而活生生嫁接过来。长久以来,学西方被当成了一个进步的牌坊。各行各业总是说要向西方学习要和国际接轨。然而今天我们看到像这次事件中,学习西方医学的学制,搞交叉学科人才,结果搞出来这样的丑闻,这怎么可能不让人怀疑,学了西方这套这只会降低医疗质量,搞出来更多利益输送?怎么不让人怀疑,所谓的学习西方,只不过是给少数团体利益输送进行辩护的某种借口呢?社会的质疑并非是敌视留学生和新学制,而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背后的社会不公平。


有人会说,西方先进的制度是好的,都是被老中学坏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时候,说新自由主义的意义是“别无选择”,而很多人对于学习西方的态度也是如此,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值得学习的,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这话在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说,或许会更有说服力一些,然而看看今天世界的实际情况,看看西方那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根本之上,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强烈不满的糟糕医疗体系,这种先进制度发展到最后究竟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还是少数人的特权呢?

很矛盾的一点在于,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不可避免的性质,即使如美国医疗系统中最先进的那部分内容,医学教育那些优越的地方,实际上也已经和体系中那些糟粕的东西同为一体,密不可分。一方面,西方社会越发展到畸形的晚期,我们在学习那些制度性的“先进经验”的同时就越难以把真正先进的经验和糟粕分开。


另一方面,改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西方的学习适应了我国快速发展经济快速激活市场的需求,由于空白领域多,增速大蓝海广阔,有空间让各路想绕过的公平的精英和特权人士们在代际繁衍的同时不对社会造成太大阻力;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今天,高增长的历史需求开始让位给回归公平的需求,精英和特权人士们的代际传承已经很难再靠着随社会一同发展而实现,所以就会更加表现出一种已经不合时宜的对“学习西方”的渴望,去绕开社会对自身的约束。因为说到底,西方的“先进制度”在根本上不是为了公平而设计的。

回归到医疗领域,预科+临床,4+4这类的模式,曾经被当做是资本主义的毒草进行批判。笔者当然不认为现在应该复刻当年的模式,但是我们确实需要替代品,当下中国医疗面对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学习西方国家经验”就可以解决了,在这个问题上自欺欺人,是没什么意义的。相信不光是笔者,大众都很希望有一个明确答案,但很遗憾,目前我们只能说还在探索之中,离有一个清晰答案还有不小的距离。

仅仅以这次事件为例,里边暴露的医疗系统问题就远不止4+4这一点。规培一向是医疗争议很大的领域,学生感觉到待遇差,压力大,总是干一些杂活,甚至是帮老师处理私人事务,压根学不到什么真正的东西;而带教医生觉得学生根本帮不了忙,很多实操项目让学生来,患者和家属会不信任。

这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去看当年国内医学前辈的回忆录,会发现他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实操了很多大手术,这当然是有助于成长的,但是如果现在这么做,患者和家属恐怕是难以接受的。社会越是高人权高透明高敏感,就越难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方案。

当然,这些困难对于董袭莹女士是不存在的,中日友好医院的规培水平,虽然并非是全国第一,但也绝对算是优秀的那一档,依然存在这样严重的不公平问题,其他可想而知。

另一个问题是科室中部分医生的权利过大。之所以董袭莹女士可以在规培之中绕开很多困难麻烦,主要原因是她和肖飞医生的不正当关系。很多网友甚至拿《白色巨塔》作比喻,这倒是夸张了。日本当年教授在医疗系统的地位,国内不管哪个年代都远没法相比。虽然21世纪日本医局制度改革后,日本的大教授大主任也没有了那样的地位。但是依然,很多强势的教授确实是可以在自己的科室里说一不二的。


说到这类问题,舆论都会强调医德的重要性,医学工作者的道德水平当然很重要,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毕竟我们不能指望学医的都是圣人。其实如果把医生这个词换成专家,我们会想到什么?技术领导,专家治国,教授治校,专家治校之类。这些词汇长期被很多人当成一种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对“外行管理内行”嗤之以鼻。

明白矛盾在哪了吧?一个科室内主治医生就是最大的专家,医生权力大,不就实现了技术领导吗?怎么成了坏事了?

很多人自然会说领导也需要监督。问题正在这里,想要进行监督机制,不管是体制内的监察系统,媒体或者民众,就一定会涉及所谓的“外行管理内行”。如果想要完全内行监督内行,那么在这个系统跟社会地位,阶层上升机制绑定了的前提下,参考欧美的社会经验,最后容易导致整个阶层内部圈子化。说到底,专家只代表他在自己特定的领域擅长,不代表他擅长其他的方面,更不代表什么道德优越性。


在这个问题上面,某些人应该羡慕的并非是美国大学,而是中世纪的欧洲大学,那个时候欧洲的大学可是个自成一体的领地,权力大的没边了。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大学模式被淘汰了。

像这次肖飞与董袭莹的事件并不是最近才发生的,而是因为种种原因最近才曝光的,而协和的4+4项目是从2018开始的。延展到其他涉及学术技术精英为圈子内部拓展快速通道的案例,可以看到内部不光会圈子化,还会为了整体的阶层代际繁衍而共同努力。

面对今天极度复杂的专业分工和壁垒,监察系统容易僵化失察和官僚主义,媒体长期的表现证明了所谓的第四权很容易变为喉舌附庸,民众情绪如果失却理性又容易变成民粹。今天的欧美在很多问题上就陷入了事实上的无监督状态。

内行外行的平衡性这个管理学上的难题没谁能给出一个彻底科学清晰的答案。回顾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只能基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角度去思考一个问题,这些专业到底为了什么而存在?

比如,以美国的实力,想要从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招医护人员,只要开放一个口子,是很容易的,可以轻而易举解决医疗人员不足问题。但是为了保证美国医学的圈子稳定,这方面的口子一直卡的很紧。很多国内医务工作者羡慕美国医生的待遇,但是如果中国也有这样的门槛,我们的很多医生还有机会成为医生吗?笔者在学医的时候,感觉到同学之中,来自于不发达地区的比例是很高的,这在西方国家恐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而同时,我国普通人民群众能遭得住这种医生待遇吗?

说到底,越是这类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越是要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个地基。民众没法普遍理解高深的行业门槛和技术,但这个行业到底是不是在为人民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是不是基于为人民服务而获得,一天两天看不出来,时间久了终究是能看出来的。


这应该是外行监督内行的一个尺规。如果这个行业内主要还是在以为人民服务为方向的,那么外行的监督应该最大程度的尊重内行的专业判断。如果这个行业已经完全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了,完全成为维持自身阶层特权和和阶层繁衍的工具了,那这专业又是为谁而专业呢?

最后再说说留学问题。今天的留学成为了一种有钱人试图传承自己的财富与权力的方式,想要让他们的后代一直留在自己的圈子。部分有钱人对于国内的不满也正来源于此处,虽然国内社会公平依然有非常多问题,但是这种权利与财富的直接传承还是受限太多。

所以国内有人想要学习西方那一套,这倒是很符合欧美模式的一件事情,毕竟哪怕是藤校,对于真正的老钱来说,运作也不难,国内无非是没有进入那个圈子,不知道怎么花钱罢了,想想白宫里边那位的沃顿商学院是怎么进去,此事实在是稀松平常。而那些大学里边的兄弟会,更是未来高阶层人士专门的社交圈子。

国内直接搞这一套还有不少挑战,于是利用留学,绕开一些限制,成了常见的方式,而很多跟风留学的中产家庭,因此产生了自己也是那些财富阶级的幻想。更可笑的地方在于,很多人幻想早点把孩子送出去,就能享受到西方式的财富与权力传承,结果更大的概率,是既没有传承下去,孩子也被教地莫名其妙,之前国内某互联网企业高管的女儿的丑闻就是典型的案例。

如今,对社会公平的呼唤,已经是社会中最重要的课题。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从1840以来开始学习的西方,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给不出有用的答案。而某些人喊着学习西方先进经验,想的却是学习他们的糟粕来保护自己的权力与财富,拿西方当成是护身符,这大概也是董明珠女士这番话被舆论强烈攻击的原因吧。最后是董袭莹小姐以这样一种炸裂的方式帮董明珠小姐解了围,这实在是够黑色幽默。

每次我们对于西方的某些问题产生质疑,这些声音总是反应强烈,好像要闭关锁国,国将不国似的。笔者认为开放包容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声音是否听到,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的呼声,比他们打算盘的声音要响的多?

我们需要全新的道路去促进各方面的社会公平,我们不排斥学习其他国家,但是如今这个时代,其他国家注定在某些问题上给不出解答。这些探索中注定要有一些,会和西方曾经的经验相反,新的道路总是如此。从来没有容易一说,但历史总要选择人去开辟全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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