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9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满百日，这一节点成为各界审视其施政走向的关键时间窗口。美国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在《外交政策》刊文，系统解析了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期外交政策的混乱局面。无论是对国家利益优先的重新定义，还是内政需求对外交布局的牵引，“特朗普式外交”均呈现出突破常规和不可预测的双重特征。人大重阳第33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特编译该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有的年代平淡无奇，有的几个星期却仿佛浓缩了几十年。以此标准衡量，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前一百天的外交政策变化，几乎堪比二十年的累积。
特朗普新政府在外交上奉行“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策略，但实际展现出来的，更多是持续不断的混乱。美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冲突的立场急剧转变，一方面转向与俄罗斯展开谈判，推动加沙停火，另一方面又在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与提出重新协商核协议之间不断摇摆。
与此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突然关闭，大量用于援助的食品滞留在仓库中腐烂变质。移民政策也屡屡突破底线，例如将移民拘押业务外包给萨尔瓦多政府。此外，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反复无常，更是引发了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关税政策如同开关灯一般，完全取决于总统一时的意愿。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系列混乱局面？可以确定的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外交政策上追求的是“变革”，而非“守成”（inertia，此指延续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尽管这种变革的方向仍不明确。目前来看，有四种解释模型值得参考，以帮助我们梳理这届政府至今为止的种种选择。
模型一：现实政治的回归
理解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模型，也是最具内在逻辑的一种，即认为本届政府正在强硬地回归现实政治（Realpolitik），将对华竞争和西半球事务置于欧洲与中东事务之上。在这一框架下，特朗普政府与欧洲盟友关系紧张并非偶然，而是仿效尼克松时期的战略调整，试图在长期过度扩张后重新平衡美国的全球承诺。按照这一思路，特朗普政府并非要放弃美国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而仅仅是承认这一体系所体现的虚伪性，并认为美国国家利益始终优先于民主、人权等模糊的自由主义理想。
特朗普政府对欧洲事务的处理方式，或许是对该现实政治模型最有力的证据。向盟友施压要求增加国防支出，试图通过与俄罗斯谈判来让美国摆脱乌克兰战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者长期推崇的政策。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迹象支撑特朗普式现实政治模型。他愿意将国家手段用作对抗敌人或施压盟友的工具，体现出一种纯粹交易式的世界观。以关税威胁加拿大、墨西哥或欧盟，虽然长期来看可能带来负面后果，但短期内却有助于迅速达成美国想要的让步。
连特朗普政府突然强调西半球事务的重要性，也符合这一现实政治模型。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政府就职初期旋即访问拉美，美国政府对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地区存在感上升的警惕，甚至包括提出吞并格陵兰岛这样看似荒谬的想法，此类种种事件的背后都有着明确的硬实力逻辑（hard-power rationales）。同时，政府内多位关键官员——包括副总统在内——也明显秉持现实主义的世界观。
不过，这一现实政治模型在解释某些政策方向时明显力有未逮。它无法合理解释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极端偏袒，也难以解释对外交体系机构的全面削弱。特朗普政府基本无视了外界关于“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国际开发署（USAID）遭削弱后，将为俄罗斯或中国扩大影响力创造条件”的警告。按理说，若真以大国竞争为核心考量，特朗普政府当前应该努力维护美国的软实力基础。同样，关税政策也难以完全纳入现实政治逻辑。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或许还能勉强为对华 “脱钩” 行径寻找辩护理由；然而，对邻国实施经济制裁，甚至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此类举措显然与 “国家利益优先” 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
模型二：将内政作为外交延伸
第二个可以解释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模型，在倾向民主党的有线电视媒体上广为流传。这种解释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为了服务国内政治议程，甚至是为了让富人变得更富。例如，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曾对于关闭USAID作出评论：“全球首富埃隆·马斯克……正打压一个救助世界最贫困人口的机构”。
的确，可以将“政府效率部”的行为，以及政府对联邦官僚体系的明显敌意，视为美国共和党长期主张的小政府理念的延续——正如共和党人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那句“名言”：“要把政府缩小到能在浴缸里淹死的程度。”特朗普政府削弱了包括USAID、教育部在内的一些联邦机构，却保留了国防部和社会保障署等传统受欢迎的部门。被打击的机构大多是共和党选民和金主不喜欢的那些。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也让华尔街和商界极为焦虑，市场近乎自由落体式下跌。关税政策意图混乱不清：究竟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亚洲贸易协议，还是想在移民或毒品政策上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又或者，是为了削弱美元、推动国内再工业化？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曾在纽约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美国梦的本质并不仅仅是“从中国买到廉价商品”，而这番言论令美国经济界大为不安。
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也体现在其他领域。今年2月，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除了重申对北约的承诺，还着重强调了移民、文化议题，并直言欧美在价值观上正在分道扬镳。万斯甚至在德国大选前，罕见地与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领导人会面，进一步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右翼力量的认可。
不过，这一模型也解释不了所有问题。比如，它很难说明特朗普政府为何在中东问题上保持高强度介入，特别是对以色列的几乎无条件支持。实际上，政府在国内打压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如马哈茂德·哈利勒（Mahmoud Khalil）等人的言论，反而说明对以色列的立场正在反向塑造美国本土政策。此外，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意图抽身，也不是单纯的国内政治逻辑所能解释的。
模型三：回归第一任期传统
还有一种模型认为，要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应当回顾他的第一任期。事实上，这也是许多国会共和党人和华盛顿外交人士普遍持有的看法。他们认为，与2016至2020年相似，眼下的混乱只是初期现象，之后政府将逐渐回归以共和党传统为主导的常规轨道。这种政府虽然具有特朗普的个人风格，但整体上仍将延续自小布什以来的共和党外交路线，即强调国家主权、单边主义和强硬的军事力量。
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本身就相对传统，政府高级官员大多来自华盛顿体制内。虽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外交，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直接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曾引发轰动，但整体而言，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未出现根本性偏离。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本届政府正在逐步形成一种“特朗普—里根式融合”，即，既保留传统的里根式外交取向，同时融入更多符合特朗普个人风格的主张。
按照这一模型，在特朗普重返白宫的一百天里，许多初期显得激进或不寻常的政策，其实可以归因于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非政策方向的根本改变。例如，与俄罗斯接触的举动，可以解释为特朗普本人偏好亲自与强人领导人进行谈判——也可能出于他希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动机。不过，和上一次一样，许多共和党高层人士认为，随着形势发展，特别是当特朗普意识到自己无法迅速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时，他将在乌克兰问题上回归更传统的做法，整体外交政策方向也将趋于常规。
不过，这一理论中的矛盾也十分明显。以巴以冲突为例，在传统共和党外交圈中，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仍是普遍共识。但特朗普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在对以色列提供毫无限制的声援与其他外交优先事项之间保持一致，例如推动并扩展《亚伯拉罕协议》。加沙地带的持续冲突使这些努力陷入停滞。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表示，美国无意与伊朗开战；据报道，特朗普本人也曾拒绝支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提出的打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
这些立场——以及其他类似主张——使本届特朗普政府与国会中更为传统的共和党鹰派产生了明显分歧。后者认为，美国应协助以色列打击伊朗核项目，应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应维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盟友网络。前参议院领袖、强硬派人士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甚至投票反对了特朗普重点提名的国防部高层人选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还有其他国会共和党人暗示，科尔比可能不会支持对伊朗开战。
模型四：共和党外交路线之争
所有这些内部争执，指向了理解特朗普政府的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模型，即当前我们所见的混乱，部分源于共和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的激烈斗争。一方面，是党内兴起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派系，他们将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对华问题上。虽然他们并非孤立主义者，但显然已不再认同新保守主义立场。这一派系在国防部、副总统周边，甚至在马斯克及政府内的硅谷人脉圈中，都有明显代表。
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极端鹰派的国际主义共和党人，他们希望将政府重新拉回到更符合自己偏好的方向，比如鲁比奥或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华尔兹（Mike Waltz）。特朗普本人的直觉倾向于前一派，但——正如第一任期所见——他在许多情况下也容易被说服。如果这一模型成立，那么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内部各派系在人事任命和政策主导权上的竞争。
而且，这些分歧并非细枝末节，而是关乎根本立场。他们在俄罗斯问题、伊朗问题，乃至在以色列问题上都存在重大分歧。例如，政府任命的乌克兰特使、退役中将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由于在基辅问题上的立场开始与美国总统、副总统出现偏离，最终被边缘化。又如所谓“信号门” （Signalgate）丑闻，当时副总统万斯在最后关头请求推迟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认为此举徒劳无益且代价高昂，但最终仍被否决。
如果这一内部冲突确实能够解释特朗普政府前一百天的部分混乱局面，那么另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特朗普本人如今对顾问团队的操控意愿与上一次任期相比，要小得多。据称，华尔兹正因自身观点与总统频繁不合而感到困扰。与此同时，X社媒红人、极右翼人物劳拉·卢默（Laura Loomer）成功说服特朗普，将数名华尔兹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工作人员解职，指控他们“不够忠诚”且具有新保守主义倾向。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越来越接近前文提到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型，也就是那些带有更强烈“美国优先”色彩的路线，而不是第三种传统共和党外交思路。相比之下，上周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突然解雇了三名立场较为“克制”的高级官员，且原因不明，这一动作则可能预示另一种不同方向的变化。
结 语
尽管难以置信，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才刚刚跨过传统意义上的“百日考验”——这个阶段通常是美国公众用来评估新政府表现的重要节点。在他的上一任期，许多重大危机和外交决策也都是在他上任百日之后才真正发生的。从多方面来看，现在判断本届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走向，或者判断国会、法院等其他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最近几周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还为时尚早。事实上，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可能就在于共和党的外交高层能否迫使特朗普接受他们的意志，还是特朗普反过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也是因此，目前还无法明确界定所谓“特朗普主义”到底是什么。
不过，上述几种模型为评估特朗普政府百日后外交局势的演变提供了参考框架。目前来看，前文提出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型似乎能够更为贴切地解释特朗普的外交决策。但无论是外部冲击，还是政府内部围绕人事安排的争斗，未来仍可能对整体外交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同时，特朗普本人设定的一些关键目标，能否成功实现，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塑造外交政策本身。比如，乌克兰谈判一旦失败，可能促使特朗普疏远那些最初支持谈判的现实主义保守派；又如，若对伊朗的轰炸行动酿成灾难，可能彻底削弱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四年，很可能会像刚刚过去的一百天一样混乱不堪。现在是时候准备好应对接下来的头痛局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