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叶克飞
巴黎有许多地标，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圣母院、奥塞美术馆、蓬皮杜中心、香榭丽舍大街……但我最倾心的一直是先贤祠。
我最初对先贤祠的理解相当粗浅，只是觉得一个国家能将哲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放在最显赫的位置，呈现的是对知识和真理的尊重。但在经历过启蒙时代、崇尚思辨的法国，围绕先贤祠的争论一直很多，“尊重哲人≠造神”“应否尊重不愿进先贤祠的权利”都是时常被讨论的话题，而这些才是更深层次的“法国价值”所在。
位于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先贤祠，建成于1791年，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和大仲马等。
如果仅仅依靠一堆名字堆砌记忆，会不会是另一种虚幻，让先贤祠变得“形式主义”？《记忆之场》一书中写道：“谁在先贤祠里？有教养的法国人犹豫而又肯定地说出五六个名字，这已经是历史未对这座卫城产生影响的标志：先贤祠是虚幻的殿堂，是将匿名者神圣化的地方。”
《记忆之场》
[法] 皮埃尔·诺拉| 主编
《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
折射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先贤祠所定义的“伟大”，让法国人对政治脱敏
先贤祠仅仅安葬十余位政治人物，数量远远不及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这被视为法国尊重知识、漠视权力的象征。但在多元化的法国，它同样不是民族意见的全部。对政治的忽视，甚至被一些人视为回避某种历史矛盾。当然，事实未必如此严重。
《记忆之场》提到，圣日涅维芙（即圣日内维耶，生活于公元五世纪，法国巴黎的主保圣人）、圣女贞德、亨利四世和戴高乐将军都不在先贤祠里。“一边是伟人，另一边是圣人和英雄；一边是共和国，另一边是君主（包括共和国君主）：法国的两种记忆从未融合在它献给自身辉煌的纪念碑里”，但这种孜孜不倦的区分，恰恰是法国历史的特点和价值所在。
在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对伟大人物的怀念占据着相当重要的部分。在界定“何为伟大人物”上，法国从来都是典范，它并没有理所当然地将掌权者视为伟大，而是坚持认为“伟人形象首先拒绝了国王形象，因为没有一个国王天生是伟人”。
在法国，对伟大人物的崇拜因为提前对政治脱敏，所以就如《记忆之场》中提到的那样，“是与专制权力的抗衡，是对付专制的方法”“这种近乎战斗性的价值观隐藏在对伟人的普世颂扬中，连串的否定是其见证：伟人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英雄，甚至不是名人。十八世纪建立的伟大观念正是与所有辉煌而孤独的形象相对立的”。
法国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衍生的纠缠不清，也在先贤祠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抬入先贤祠、后来又被移出先贤祠的马拉，生前就是先贤祠的反对者。“从先贤祠启用开始，就不可能承认它是全国所有伟人都能和平共处的一致场所。”以法国大革命前为例，费奈隆和笛卡尔等都曾被提议赋予先贤祠荣誉，但最终未能实现。
法国历史和文化的复杂面相，骄傲、尊严与浪漫想象并存的气息，并不仅仅呈现于先贤祠，而是渗透于法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也是法国人记忆与认知的叠加。
历史是经过了验证的记忆
《记忆之场》的主编皮埃尔·诺拉认为，法国作为国家的存在，对集体记忆的形塑有着关键作用。与欧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国在中世纪末最早确立了国家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续和随后的共和国建设中，法国用最有效的绝对主义方式锻造了民族记忆。与所有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或者社会来塑造自我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民族与国家往往混为一谈，但皮埃尔·诺拉坦言，对于法国而言，“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概念与主题，也正是打破了固有的统一性，才让《记忆之场》开创了崭新的书写历史和理解过去的方式。
基于“历史在加速”的紧迫感，皮埃尔·诺拉动员了100多位作者，穷十余年之功，编撰出版了由135篇论文构成的3部7卷、超过5600页的《记忆之场》。与研究过往之事的历史学不同，也与“心态史”有别，这部著作选择在文化社会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法国国民意识的“记忆之场”。
作为犹太人，1931年出生的诺拉曾经历二战的腥风血雨，战后毕业于索邦大学，1958年曾前往当时还是法属殖民地的阿尔及利亚担任中学教师，后来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批判作为“殖民者”的法国人。
1965—1977年，诺拉先后在巴黎政治学院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职。1980年，诺拉与哲学家戈谢创办《论争》，引领前沿话题。1970年代，法国历史学界开始反省科学取向的历史研究，呼唤历史主体的回归，“记忆之场”正是在这一脉络中酝酿而成。
“记忆之场”指记忆与历史相互交织的特殊空间，可以是具体的建筑、遗址，也可以是抽象的仪式、节日等。诺拉认为，“记忆之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
记忆是人类社会的衍生品，档案是载体，保存是态度，但这种“生产链条”也让记忆变得机械。如果人类的记忆完全由庞大资料库组成，使得“纸面记忆”成为独立机制，那么人在记忆场域的主体性可能就会遭遇冲击。
尤其是近代以来，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室、文献中心，乃至网络数据库的扩张，使得人类的档案产出急剧扩张，各种复制和保存技术让人类在短短时间里积攒了超越过去千万年的资料。对过去的尊重乃至迷恋，甚至会成为宗教式的虔诚。
但出于各种原因，人们一方面陷入记忆失落的焦虑，另一方面又没有办法预判哪些东西应该被铭记，这就导致所有东西都被立为档案，纪念物的领域被急剧扩大，记忆病态膨胀。《记忆之场》将之视为“历史化记忆的恐怖主义”，试图改变这种将档案等同于记忆的倾向，让“记忆”重归人们的内心。
也就是说，不能将历史等同于记忆，历史仅仅是记忆的一部分，它可以丰富和修正记忆，或说是经过了验证的记忆。即使历史研究再有批判性，也始终是记忆的深化。历史书写常常无法摆脱有意识的权力摆布，沦为一种对过去的政治利用，《记忆之场》所要做的，就是将各种不同的过去同时展现，以此冲击固有的历史书写模式。
当法国不再伟大，记忆何以自处
《记忆之场》诞生于冷战期间，当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为法国已不再伟大，启蒙主义时代的荣光已成过去，“历史-民族国家-理性”这个统一模式下建构的法兰西已告瓦解，法兰西不再是“文明使命的承担者”，而是一个普通的“法语国家”。历史学家们试图从过去记忆中寻找重拾荣光的可能性，诺拉则在这种建构性的民族史学之外，将那些被排斥的记忆一一捡拾。
建构性的民族史学在法国由来已久，是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各种纪念日之类的标签具体呈现，但这种标签化又往往会淡化历史原点，或者因为选择性记忆而引发争议。
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1880年，7月14日被确定为法国国庆日。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书写，在多元化的法国历来存在争议。比如人们熟知的“攻占巴士底狱”就是一种狂热状态下的渲染，实际上更像是个历史误会。
在法国历史上，围绕着国庆节到底应该是哪一天，甚至法国是否需要有国庆节，都有着长期争论，甚至被不同政治派别视为思想场域的关键，以至于被戏谑为“新百年战争”。这种讨论当然是历史话语权的争夺，也是历史的“存在感”，但时至今日，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对于大多数法国人来说，7月14日的国庆节几乎已经失去了历史和政治内涵，它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意义远大于政治意涵。
诺拉引用了尼采的观点：“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
如果摆脱这种政治叙事的桎梏，纪念物也会变得生动起来，埃菲尔铁塔就是典型例子。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不过它并非单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而建，也是针对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应景建筑。
这座高耸至今的地标，在当时的宗教人士眼中是“渎神”象征，共和主义者则赋予铁塔复仇意蕴，将之视为国家强大的象征，甚至试图以这个建筑奇迹消解“普法战争”败北的屈辱。但实际上的巴黎铁塔呢？它最初是纯粹的经济产物，时至今日，那些政治意涵被雨打风吹去，曾被视为“艺术上的荒谬之作”的埃菲尔铁塔成为了真正的现代艺术品，也成为巴黎的真正地标。
环法自行车赛同样如此。1903年，《汽车报》主编德格朗热为了与其他同行竞争，扩大报纸发行量，构思了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日后的法国“民族遗产”，可谓是无心插柳。
学者乔治·维伽雷罗探讨了环法成为法国人记忆之场的百年演变，在他看来，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住在巴黎，而是经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但路易十四不会想到，环法自行车赛用“游戏”整合了国家，将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完成了他做梦也想完成的事，还完成了他根本无法想象的事。
也就是说，单纯的“历史”已经淡出人们的现实生活，就像在先贤祠这个场域，法国人早已对政治脱敏一样。相比带着“唯一”“客观”标签的“历史真相”，人们更倾向于纷繁多元的“记忆”。
即使历史学家仍然将自己定位为裁决“发生了什么”的权威，但事实上，历史学已无法像实证主义传统那样声称自身是科学。“流动的、易变形的、多元的集体记忆看起来已压倒了分析性的、批判性的和理性的历史记叙，无人能宣称自己具有道义上的权威，确定或重塑唯一的历史真相”，职业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复原，已难以宣称比普通当事人的记忆更准确。
在诺拉看来，建构性民族史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预设了一个统一而延续的“法兰西实体”，以此衍生出连贯的历史脉络。诺拉认为，即使这个历史脉络是真实的，也存在巨大的封闭性，使得真正的法兰西记忆被封闭在一种决定论中，失去了自身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何况，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历史学的历史从不可能是纯学术的。
“记忆之场”对历史学的突破，本质是一种身份认同。对于个体而言，寻回记忆是确定自己身份的过程，这个责任使得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记忆也因此大大超越专业历史学家的圈子。诺拉认为，这是“决定性的位移”，是“从历史学向心理学、从社会向个人、从传承性向主体性、从重复向回想的转移”，也因此开启了新的记忆方式，记忆从此成为私人的事务。
相比在中文世界里很流行的“集体记忆”一词，诺拉更看重个人的力量，他认为“记忆的强制力以坚定且不加区分的方式施加的影响作用于个人且仅仅作用于个人，正如记忆的再生建立在个人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上。普遍记忆原子化为私人记忆，这就赋予回忆的法则强大的内在强制权”。如果个体不以独立决策和个人良知来担当记忆这个责任，记忆就可能无处栖身。记忆的经验越是缺少集体性，它就越需要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