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科技产业上追上美国，欧洲二战后蛰伏四十载，而再次被美国横扫，“欧洲之王”诺基亚只花了四年，美国人真就无法被打败吗？
2007年1月9日，本该进入雨季的旧金山已多日无雨，干燥的美利坚似乎正等待着天降花火，去引爆互联网泡沫破裂后的新时代。此时，苹果公司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会，于三藩市如期举行。
在将近4000人的注视下，乔布斯走上了舞台中央。当他掏出iPhone的那一刻，现场掌声雷动。这仿佛是庆祝一个昭昭天命的科技帝国新生，也像是为垂垂老矣的工业之王送葬。
乔布斯首次向全世界展示iPhone，2007年
就在乔布斯宣布“Apple Reinvents the Phone with iPhone”（重新定义手机）后不久，诺基亚有九名员工向高层联名提交了一份机密文件，大谈iPhone威胁论。
其实，面对苹果强势的跨界挑战，手机霸主诺基亚暂时还没有傲慢与松懈。时任董事长约玛·奥利拉向十二位诺基亚高管做了调研，其中十人认为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刻[1]。一场对美自卫反击战，打响了。
于明，这是巨人与婴儿的厮杀。2008年，诺基亚砸出58亿欧元的研发费用，远超苹果五倍。
于暗，更像是两个西方世界的极致战争。诺基亚老派且贵族，高管开会要打领带穿西装，座位论资排辈，从高到低有序不紊，注重阶级、成本和利润[2]。苹果则更像一位嬉皮士，乔布斯穿黑T、牛仔裤，会拍桌子指着程序员怒骂，他偏执认为不创新的产品就是垃圾。
西装vs牛仔裤，即分高下，也决生死。这场对智能手机主导地位的争夺，见证了世界工业霸权从“物理定律”变革到了“数字法则”。
诺基亚发布反击的“末代机皇”N97，2008年
没有号角，没有挣扎，也没有拔刀的瞬间，历史只记下了结局。而那裁定输赢的万千细节，已在时间长河里沉默。强如前世界霸主诺基亚，也陷入了群众们对失败者的范式化嘲弄。
大家早忘了，它从橡胶厂到科技霸主只用了十年，比苹果更早布局全球供应链，建中国工厂，首提互联网转型，收购地图公司，研发智能手机，提出科技以人为本，开源塞班系统，张罗App商店。
这般战略选择，与苹果的成功路径几乎一致，那凭什么是诺基亚的王朝轰然倒塌？
在苹果胜利后，任正非去日本开座谈会时讲：“苹果改变了世界，我们要感谢苹果。苹果发明移动互联网，把管道撑粗了。我们就可以卖更多设备。如果没有这个时代，我们就会滑下来了[3]。”
要感谢苹果的又何止任正非。全球80%的科技巨头都要感谢苹果——但这里面唯独没有欧洲人，它们的科技产业在那次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世界大战”中，被苹果领衔的“美军”横扫千里，荡然无存。
多年之后，当全球科技战争硝烟再起，擂台上对决的主角已经从美国vs.欧洲，变成了美国vs.中国，欧洲人则几乎沦为看客。诺基亚手机的惨败战绩，反倒是过去三十年欧洲科技产业持续最久的一次“抵抗”。
对中国来说，无论是警示还是教训，诺基亚的尘封历史埋藏着对抗——甚至战胜美国科技产业的半套密码本。
01. “双面人”芬兰
许多年以后，当大厦崩塌时，诺基亚第三代领导人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准会想起自己在回忆录里亲口说的：成功是最大的危险[1] 。
1992年初，42岁的奥利拉接手了差点死掉的诺基亚。摆在他面前的是大厦将倾之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出口导向的芬兰贸易体系崩溃，GDP暴跌30%，股市、楼市腰斩[1]，诺基亚差点被贱卖给爱立信。
诺基亚"三代目"约玛·奥利拉（Jorma Ollila）
十年后，在奥利拉执掌下，诺基亚占到全球手机市场40%，贡献了芬兰GDP增长的1/4、全国研发支出的1/3，出口的1/5。一人救一国，他堪称“活着”的传奇。
这位奥利拉的成分极其复杂，是小镇青年，生在重建期的芬兰。彼时，为向苏联支付战争的实物赔款（机械、船舶等），芬兰屈辱的从农业国快速转变为工业国，并且还迫于苏联压力，婉拒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他于冷战夹缝中自强自立的长大，听披头士、留长发，热衷西方音乐。在同辈高呼“我的家乡是芬兰，祖国是苏联”时[1]，奥利拉则带着黑框眼镜，每周研读《经济学人》，思考资本主义。
之后他考上工科大学，又转投经济学，22岁时因是中间派，当上学生领袖，被总统接见。他还一度跑到柏林青年节上呐喊：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力量与日俱增[1]。命运本该让他走上政治家之路，却意外的被美国人“打断”了。
青年时代的奥利拉，1972年
1973年，他被派公费出国，去了华盛顿、洛杉矶......奥利拉没记住霓虹都市，只记住了能畅饮的可口可乐。在被苏联半控制的芬兰，可口可乐是进口奢侈品，小瓶装，全家一人只能嘬一口。
在那年，芬兰决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任总统亲赴苏联，拍胸脯保证绝不倒向西方。奥利拉也去过苏联，见到过集体农场果的桃林结满硕果，因是计划外产物，工人就任其腐烂。
冷战争霸下，“他们”最可怜，一下是苏联人，一下是美国人。这被《纽约时报》嘲笑为“芬兰化”：屈服强大邻国，对主权做出的可耻的的让步。但冷暖自知，1977年，芬苏签订十五年经济合作纲要，涉及贸易、工业以及科技。
芬兰作为第一个敢吃螃蟹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合法”的东西贸易通道[10]。对芬兰上层来说，这是天价饭票。电影《树大招风》里，香港贼王叶继欢发现，用命去抢钱，收益居然比不上一趟“合法”的家电走私，所以才摧眉折腰事权贵。
可对普通芬兰人来说，苏联是父兄的“血衣”。二战时，双方激战两次。芬兰割地、赔款、牺牲10万人（全国5%男性）[10]。之后的战争赔款，民众还捐出珠宝首饰、结婚戒指。
70年代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历史遗留了一个谜题：何时才是芬兰的独立日?青年奥利拉试图去寻找答案。
1977年，他“逃离”被左翼运动包围的芬兰[1] ，前往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在凯恩斯盛行时，拜在芝加哥学派门下。一年后，奥利拉入职花旗银行，完成学生领袖-经济学者-国际银行家的人生三级跳。1982年，央行行长出身的新芬兰总统上台，外资被允许进入，奥利拉归乡参与花旗分行组建。
一场芬兰版的“改革开放”（简政放权，制度松绑，把市场还给企业），也将跟上八十年代的风起云涌。
彼时，伴随“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里根上台，自由主义入阁，浮动汇率、资本流动和国际化金融取代了“凯恩斯”。美国允许养老金成为风投LP，硅谷在资金和“拆分”垄断者（贝尔实验室）的双重助力下，科技浪潮与财富神话一波接一波。成功者如乔布斯，29岁的亿万富豪。
但这把“技术之火”唯独没烧向对手苏联，其主管官员向苏联计算机“微-80”设计者语重心长道：
小伙子，别再胡扯了，个人的汽车、退休金和别墅都可能有，但个人计算机不可能。你们知道什么是计算机吗？它占地一百平方米，需要25个人维护，每月消耗30升酒精[7]。
红色巨人阴影下的芬兰，也由国家垄断烈酒专营。它虽大涨了酒类消费税，但把钱拿去做产业升级。
1982年，芬兰以奥卢大学为中心，在“资源城市”建立北欧首个奥卢科技园；成立国家级风投，搞天使投资；国家技术局针对性发产业补贴；通过激励法案，鼓励民企科研；成为首个全面开放电信领域的国家；放外资进场；国企股改，去优胜劣汰；新建技术大学，实现高等教育免费[6]。
一言蔽之，举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让芬兰，有了从“资源”转舵“科技”的舞台。此刻，芬兰正呼唤着时代英雄。1984年秋天，在花旗银行卖力工作、前途无量的奥利拉，突然接到了一个大佬的“挖人”电话，并邀请他一起吃饭，详谈细聊。
这个电话，来自时任诺基亚总裁、也是公司第二代领导人的凯利·凯拉莫（Kari Kairamo）。
02. 未捷的出师
诺基亚“二代目” 凯拉莫，硕士读的是“木材加工”，曾在多家造纸公司担任高管——这份履历折射了诺基亚的业务变迁。
凯拉莫35岁加入诺基亚，45岁成为总裁，是主导诺基亚从传统行业转型科技产业的重要推手。他打破传统专制管理，实现技术部门高薪资、高自由。凯拉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信徒，坚信平等与开放，厌恶官僚资本[8]。
诺基亚“二代目”凯拉莫，1987年
1984年的那顿饭局上，52岁的“二代目”凯利·凯拉莫和日后成为“三代目”的奥利拉相谈甚欢，他们从百年诺基亚的造纸事业聊到理想、政治和抱负。在“三代目”奥利拉的回忆中，自己被大佬的一句“相见恨晚”打动[1] 。
对这家百年老店，奥利拉其实深度调研过：有野心，连续两任总裁励精图治，十五年大力扩张亏损的电子业务（电信设备、计算机、移动电话）；有家底，造军火、厕纸、胶鞋、轮胎等；有背景，独自垄断了芬兰与苏联的电缆贸易。
当然，他自己没想到诺基亚“二代目”会青睐于他——“我一个花旗银行的业务经理，怎么就把我选到诺基亚了？”
但在“二代目”凯拉莫眼里，奥利拉这些年轻的芬兰才俊，是自己未来计划的一颗颗重要棋子。在将一批优秀芬兰青年收入门下后，凯拉莫决定撼动体制，向芬兰真正的掌权者“开战”。
在二战后，芬兰进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系，进口管制、信贷管制、利率管制、外汇管制。国有银行为政治服务，向传统行业（林业、金属刚工业）的政策性贷款占总量70%。而商业银行有借贷限额，如果超出就需要向央行支付额外费用。
这些限制，让芬兰财阀和政阀控制了大多数私企，并各自划分了地盘[1] 。
诺基亚合并前后
诺基亚也深受体制的束缚。因为是由造纸厂、橡胶厂、电缆厂合并而来，所以其两大股东是互有争斗的两大商业银行[1] 。1979年-1986年，诺基亚董事会主席来自芬兰联合银行，属于“空降干部”。
在僵硬经济体制下，来自财团的银行家们，不止要对政治家的乌纱帽宣誓，还要对自己的荷包负责。这导致了诺基亚每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董事会都充斥着猜疑、斗争以及利益再权衡。
凯拉莫成为“二代目”后，先隐忍六年，不做改变。他在等待一个掀桌子的时机。
1985年，全球迎来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这股风也吹到了北欧的芬兰。凯拉莫看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窗口，决定引入有分量的国际投资者，去制衡芬兰本地的大股东。被派出完成这个任务的，就是奥利拉。
为什么选他？奥利拉既是大鳄乔治·索罗斯的校友（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网里也有金融掮客。更重要的是，他来自花旗，没有任何芬兰工商业、财团、党派的背景。奥利拉奉命前往纽约后，顺利跟华尔街搭上线[1] 。
让自己人带路，为国际资本打开“入侵”大门。这便是帝王心术的奥秘，没有立场、不论左右，只有目的。长江水清又怎样？黄河水浊又如何？不都能灌溉田地滋养百姓，咱诺基亚也不管黑猫白猫。
1986年初，著名的投资大鳄索罗斯与诺基亚签订初步协议[9]。这笔价值2.38亿马克的投资[1] ，让芬兰两大财团震怒又恐惧。诺基亚董事会里的老同志们纷纷跳出来反对，并威胁取消这笔交易。
但在得到第二大股东的支持后，凯拉莫图穷匕见，在3月份正式该组管理层：原董事会发配为监事会，只行使监督权；建立内部董事会，自己担任主席和CEO，大搞一言堂；搭建执行委员会，由心腹操盘，统领各业务负责人。
意气风发的凯拉莫，1987年
1987年，完成内部改革的凯拉莫，声望达到了顶峰，开始提挥斥方遒，正式提出征服欧洲的三大战略：
首先是电视业务，通过持续四年的大规模并购，让诺基亚成为欧洲三大电视厂商之一。第二是计算机业务，买下了爱立信的计算机业务，在北欧个人电脑领域与IBM势均力敌。最后是手机业务，推出北欧首款大哥大“城市人”，不仅畅销欧美，甚至连戈尔巴乔夫用过都爱不释手。
戈尔巴乔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使用诺基亚“城市人”手机
另外，凯拉莫指示公司成立了诺基亚蜂窝系统公司，大胆押注GSM的核心技术——巧合的是，也正是在1987年，遥远的东方有一位离婚失意的中年男子，也开始做起了通信设备的代理生意。
对诺基亚来说，那是狂飙猛进的一年，当年诺基亚营收50亿欧元，电子产品占了63%，70%的收入来自出口，但危机已若隐若现，大并购花掉了9亿欧元现金，而诺基亚的税前利润仅2.95亿欧元。
危机的导火索是电视业务。1988年，日本夏普研发出全球第一台液晶显示器。诺基亚掀起并购潮买来的电视机，遭到了日本公司从技术到价格上的颠覆，一下沦为世界第九，陷入严重亏损。
同行飞利浦的总裁到诺基亚参观后，委婉转告凯拉莫：你们对电视制造一无所知。
凯拉莫并非没察觉到问题。他聘用了来自电视巨头汤普森的法国高管，来掌管诺基亚的电视业务。但这让公司内部的少壮派主管异常愤怒，质疑“为什么要让外国人掌管集团1/3的业务?他能做得好？”
结果一语成谶。外籍高管没能拯救诺基亚的电视业务，甚至整个欧洲的电视产业也都被东亚扫平。到了1988年，电视业务的亏损，粉碎了诺基亚“用消费电子去争夺工业霸权”的理念[9]，股价接近腰斩。
决策失误的凯拉莫被芬兰财团反噬，国际投资者不满撤退，内部的高管开始离心离德。在独木难支下，他被逼着答应出售传承百年的造纸业务。到了1988年末，感觉无力掌控诺基亚的凯拉莫，自缢而亡。
葬礼当天，雨雪霏霏，“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站在老上司墓碑前的“三代目”奥利拉，攥紧了自己的拳头。
03. 走进新时代
奋三 世之余烈，诺基亚终于迎来了宿命的王座。
诺基亚第一代领导者韦斯特伦德（Björn Westerlund），在1966年主导合并了造纸厂、橡胶厂和电缆厂，用专制管理的统治风格将三家不同公司整合成了诺基亚集团，并培育了当时还在襁褓中的电子业务。
诺基亚第二代领导者凯拉莫（Kari Kairamo），解除了诺基亚专制管理，提倡平等与开放，推动技术创新，成功把诺基亚转变成了一家多元化的电子电信集团，但最后因业务失败而自缢身亡，令人唏嘘。
这两代领导人，都生在了芬兰“向苏联部长屈服，向美国议员谄媚”的年代，要走钢丝般要让双方都感觉不到威胁。骨子里好战的芬兰人，仅表面顺从，内心里无不梦想着独立自主，摆脱美苏两国的控制。
弥足珍贵的是，前任们给“三代目”留下了三大霸业之基：融入欧洲的决心、成为电子巨头的信心、翻身做主人的雄心。
不过日后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约玛·奥利拉，并非“第一顺位继承人”。在“二代目”离世后的四年里，诺基亚陷入了内斗，公司一把手和二把手在内部撕逼内耗，最后大小股东忍无可忍，联合起来逼二人退位。
空缺的“皇帝位”落到了奥利拉头上——他掌控的手机部门是当时诺基亚唯一增长的部门。1992年，奥利拉没有谦虚地让董事会“另请高明”，而是同时接任了董事长与总裁，大权独揽。事后看，这几乎是诺基亚百年历史上最成功的人事决策。
也正是在1992年，诺基亚和芬兰，都同时迎来了伟大的转折点——尽管大多数芬兰人都不会去怀念它。
1992年，当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落地后，苏联这个曾被半统治芬兰的名词虽然彻底成了历史，但也让严重依赖对苏贸易的芬兰经济陷入大萧条：全年申请破产企业8093家，陷入财政困境的企业36700家。
此时德国西门子瞅准时机，二把手亲赴芬兰，请求收购诺基亚的核心资产电信部门，并许诺会退出手机领域的竞争。诺基亚艰难拒绝了金钱诱惑，因为“三代目”奥利拉在一片萧条中，看到了崛起的“天时、地利和人和”。
首先是「天时」。
苏联解体后的第四十四天，象征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在欧洲主义的筹划里，这是属于下一个时代的文明，从货币-技术-市场-政治上的统一。这因为里既能容纳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也有基督教民主主义理想的保守派、乃至旧王朝的继承人。
雄心勃勃的设计师们在通信标准上小试了牛刀，举欧洲之力去建立统一的、开放的、标准化的2G标准GSM，与美国争夺通信技术霸权。也就是说——语言不统一的欧洲，先从在通信上统一了。
欧洲GSM信号覆盖范围示意图，1994年
1991年，芬兰运营了第一个GSM网络，由诺基亚和西门子建设，并随从欧洲走向世界。整个九十年代，有162个国家建成了GSM系统，超过1亿的用户，市场份额达到80%，主导了全球移动通信产业。
其次是「地利」。
从60年代起，地小寡民的芬兰就践行“投资于人”的政策，把公共教育视作经济复苏最佳途径。70年代，芬兰推动教改，让资本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孩子必须去同样的学校、同样的教室吃同样的免费午餐。
另外，芬兰还逐步完善免费医疗政策、提供低价住房、法定父亲陪产假、幼儿园高额补助，从源头上去鼓励生育，用于培养科技时代的最强竞争力——有独立人格、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梯队。
1995年1月1日芬兰正式加入欧盟，欧盟旗帜在芬兰议会大厦升起
到了80年代后，芬兰转向国家创新主义，要从技术引进国升维到技术领先国。教育上新建技术学院25所，公共研究机构增加到30个，教育经费的占比最后占到了国家GDP的7.5%，高等教育同样免费。
在技术研发上，由国家发特定产业补贴，引导技术创新。芬兰开始学习硅谷，建立大学-科技园的模式，形成从创新到商业的循环体系。
最后是「人和」。
奥利拉掌权后同时担任董事长和总裁，一朝权倾天下，内部没有了牵制羁绊，他马上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剥离除手机、电信设备外的所有资产，并要求中层干部要用英语作为第二工作语言，走向国际化。
1992年，诺基亚推出了全世界第一款GSM手机1011。这部手机能待机12小时，通话90分钟，存99个电话，可以收短信（但发不了），能放进上衣口袋。尽管售价约1278欧元，但仍然马上风靡了欧洲。
诺基亚1011，全球首款GSM手机
与苹果一样，诺基亚定义了功能机时代。诺基亚历史性地将丑陋大哥大，设计成了北欧简约时尚单品。这款开山之作还引入了经典铃声，以漂亮、科技、时尚成为“富豪们的第一部手机”。
而当时的老大摩托罗拉，尽管早在1991年向展示过支持GSM网络的手机，但没有投入商用，反而将其雪藏，试图把成熟的大哥大（1G模拟电话）做成小哥小，用来对抗2G时代的到来，最终被反超。
到了1994年，诺基亚又趁热发布的Nokia 2110，是第一款采用著名的“诺基亚铃声”的手机，采用大屏+键盘+软件的组合，可以显示已接、已拨、未接来电，菜单可以翻页，整体界面被誉为“革命性”的进步。
诺基亚2110，全球首款GSM手机
在这一年，芬兰权威媒体以《诺基亚的奇迹》为题，宣告“差点破产的王者，已经准备好重新征服世界”[1] 。
直到1997年，摩托罗拉才迟钝的推出了2G手机，但此时的诺基亚已经用机海战术大幅领先。在同一年，诺基亚推出了划时代的Nokia 6110，内置了游戏贪吃蛇，平均售价约834欧，再次火爆全球。
爆品的背后，是诺基亚管理层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手机正在从科技产品，转变为个人消费品。
因此，相比于摩托罗拉的商务老板风，诺基亚手机以其直观的界面（例如易于使用的菜单）、耐用的构造和以人为本的设计而闻名，产品不仅价格实惠、外观时尚，而且几乎坚不可摧，赢得了全球粉丝的忠诚。
伴随着欧洲GSM标准在全球的普及，诺基亚用一款又一款的爆款产品打入了140多个国家。到了1998年6月，奥利拉办公室电话机响起，一道激动的声音响起：我们超越了摩托罗拉，成为世界第一[1]。
自此，一家来自北欧小国的公司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欧洲为统一“踌躇”了四十年，芬兰为独立“俯首”了四十年，而诺基亚没有辜负时代，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欧洲挣足了荣光和脸面。
这也是芬兰的胜利。芬兰在1998年研发经费占GDP比重3.01％，超过日本，科技论文产出率的1442篇／百万人，超过美国。全国手机人均拥有率为58％，PC上网率超过15％，均是世界第一[6]。
这是欧洲的胜利。在诺基亚登顶的同时，欧洲主导的GSM用户为1亿人，而美国主导的CDMA只有1200万人，其他的欧洲公司如爱立信、阿尔卡特、西门子等，也都在通信终端和设备中赚的盆满钵满。
有那么一刻，这片古老的大陆，似乎找回了一战爆发期的那种贵族荣光。
04. 独食者必败
1999年的美国太阳谷峰会，奥利拉第一次见到日后埋葬他的乔布斯，后者在台上分享如何用计算机做出《玩具总动员》。
西装革履的奥利拉评价牛仔裤、高领套帽衫的乔布斯是个天才，能透彻理解“硬件技术、用户体验、内容以及外观设计”，但两者的地位在当时差距明显——乔布斯结束流浪回归苹果，奥利拉却已站在全球之巅。
两人不会想到日后的境遇变迁，但更想不到的恐怕还是这个：日后苹果颠覆诺基亚的方法，恰恰就是诺基亚当年击败摩托罗拉的方法——产品设计、用户体验、“重新定义品类”，以及——带着盟友一起发财。
在众多原因中，颠覆式的产品体验是被讨论最多的，但“带着盟友一起发财”这条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摩托罗拉在1G时代拥有绝对的霸主地位，但在1G向2G转型的关键时刻，摩托罗拉一方面试图延长“大哥大”的生命周期，另一方面则仍然奉行“美国优先”的原则，对欧洲主导的GSM迟迟不肯投入。
在2G标准大战中，欧洲的GSM和美国的CDMA两大阵营交锋激烈。GSM得到了欧洲所有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并成功地把中国和印度拉进了自己的阵营，为GSM创造了一个庞大而标准化的市场。
诺基亚的成功，就是乘着这股东风，并吸引来众多同行加入GSM阵营（尽管商业上是对手）——西门子推出第一款滑盖手机、爱立信推出第一款彩屏手机、三星推出第一款MP3手机、夏普推出第一款拍照手机，甚至华强北都有“三卡三待”，大家都赚到了钱。
而CDMA阵营严重依赖于高通的专利，成本高昂，基站设备的供应商也相对少（早期主要是摩托罗拉）。相比欧洲可以让华为的设备卖进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美国政府和企业更希望“吃独食”。
而摩托罗拉在90年代更是整了一个大活——“铱星系统”。抛开技术因素，这个项目最“明目张胆”的一点就是试图绕开通信行业最大的利益集团——运营商，自己独吞从手机、设备到用户电话费的所有利益。因此，当铱星最终失败时，全世界的运营商老大都举起了香槟。
多年之后，站在权利巅峰的诺基亚，虽然没有到“吃独食”的地步，但也让产业链上下的盟友们怨声载道、腹诽心谤。
首当其冲的，是跟诺基亚一起组成“塞班联盟”的手机厂商们。诺基亚在1998年为了迎接手机的智能化，联合爱立信、摩托罗拉等成立了塞班公司，推广塞班（Symbian OS）操作系统，并后续把三星、LG、索尼、富士通、夏普等拉了进来，组成联盟。
诺基亚是Symbian OS的主要推广者和代码贡献者，但该系统是针对低硬件来做优化的，本质上是一个“嵌入式”系统，并非像iOS和Android那样把手机看成一台完整的电脑，因此用户体验天生就残疾。
使用塞班操作系统的诺基亚手机
另外，Symbian OS不仅代码难用，而且碎片化，联盟内每家公司开发的版本都互不兼容，甚至诺基亚自己都有57个不兼容的版本，第三方软件提供商不得不针对每一种版本进行适配，厂商苦不堪言。
当Google在2008年发布更强大的Android系统之后，率先采用安卓的HTC迅速崛起，让塞班联盟的一众成员纷纷傻眼，大家意识到——再跟诺基亚捆在一条船上早晚会死，于是纷纷跳船，投向安卓阵营。
在三星等公司转投安卓的同时，更额手称庆的是手机App开发者们，塞班系统过时的设计不仅限制了App功能，而且兼容问题让每一个开发者都疲于应对，赚不到钱，他们更感谢iOS和Android的出现。
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案例，是由三个芬兰大学生创办的、开发出《愤怒的小鸟》的Rovio公司。
Rovio公司创始人
Rovio公司类似芬兰的米哈游，靠着在诺基亚赞助的手游开发大赛夺冠起家，但后续给塞班设计游戏搞到公司差点破产，iOS出现后他们迅速转投苹果怀抱，凭《愤怒的小鸟》火遍全球，而讽刺的是——诺基亚的用户直到停产，也没能玩上正版的《愤怒的小鸟》。
而这引出了另一个愤怒的群体——用户。在苹果和安卓快速崛起之时，仍有数亿计的忠诚用户选择支持诺基亚，从iPhone发布的2007年，到诺基亚让出全球第一的2012年，诺基亚仍然卖出了25.53亿部手机。
但随后，这些忠诚的用户们沮丧地发现几乎所有社交媒体热门讨论的应用，如Instagram、水果忍者、愤怒小鸟等，诺基亚手机上要么玩不了，要么体验差，这导致几十年积累的忠诚度在短短几年内就消耗殆尽。
除此之外，对诺基亚感到不满的还有运营商。2000年后全球运营商陆续在3G上砸入巨资，但当时没有杀手级的3G应用，用户都以收发email和网络新闻浏览为主，流量业务做不起来，就意味着运营商难以回本。
诺基亚定义的功能机，以及后面装有塞班系统的“智能机”，本质上还是一台以打电话发短信偶尔浏览网页为主的设备，90%话费花在语音上，运营商有苦难言，只能一边不停投资3G网络，一边等待遥远的救世主。
而当乔布斯发布iPhone以及Google发布安卓之后，手机流量需求终于迎来了寒武纪大爆发，杀手级应用层出不穷，用户话费节节升高，运营商们对诺基亚的倒下虽然谈不上举杯庆祝，但也是乐观其成。
因此，当诺基亚试图做最后的抵抗时，它的周围出现了一场难得的奇观：那些对诺基亚最重要的人，如盟友、用户、软件开发者、下游运营商等，要么对诺基亚心生怨恨，要么希望它早点死去。
相比之下，多年之后感谢苹果感谢安卓的人数不胜数，而感谢甚至怀念诺基亚的产业人士却几乎没有，尽管后者曾占到全球40%的份额。
在中国，苹果产业链造就了一大批公司的飞黄腾达，周群飞（蓝思）、姜滨（歌尔）、王来春（立讯）、王明旺（欣旺达）以及郭台铭（鸿海）等都是对苹果感激涕零的人，但你见过哪个企业是因为诺基亚发财的？
初中学历的周群飞在感谢苹果，顶级高校的精英企业家们，也在感谢苹果和安卓带来的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机遇，从任正非到雷军，从张一鸣到黄铮，他们都踏上了上述两波浪潮，跻身更大的牌桌。
库克参观立讯精密生产线
在决定诺基亚生死的2010年，呈现在诺基亚眼前的，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无数硬件供应商，正在帮助苹果安卓研发新品、降低成本、提高性能；无数软件公司在帮苹果安卓开发App、创造流水、繁荣生态。
昔日围在诺基亚身边的运营商们，则转过头忙着去给iPhone和安卓机搞各类定制营销方案；而同行们也纷纷效仿乔布斯，在发布会上穿上高领毛衣，而诺基亚自己这边的塞班联盟，成员们早已纷纷跳船。
在产业变革的关键节点，历来都遵循“得道者多助”。所以，只有“分蛋糕”和重构利益联盟，才能成为产业战争的新赢家。
05. 尾声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乔布斯在2010告诉诺基亚高层：“你们不是我的竞争对手。苹果是一个平台，除此以外只有另一家，那就是微软[2]。”几个月后，“三代目“奥利拉选定了诺基亚的新CEO，正是来自微软的艾洛普。
之后在他的“英明”领导下，诺基亚手机继续沉沦，从塞班这都沉船上，跳到了Windows Phone这艘沉的更快的船，加速了销量的崩溃，最终卖身微软，然后微软又折腾了一年，彻底把诺基亚手机送进了坟墓。
从2008年到2021年，欧盟成长起147家独角兽企业，其中40家迁出，大部分迁到美国，这曾被诺基亚强烈拒绝。欧盟经济陷入了福利均质化的“中等技术陷阱”循环：“低工业活力→低创新→低投资→低生产率”[16]。
曾经日不落的帆船、拿破仑的大炮、德意志的战车、苏联人的镰刀都没能横扫整个欧洲，但美国科技公司做到了——它们在欧洲如若无人之境，只需交点罚款，就能源源不断把欧洲的人才和金钱虹吸到美国。
在“欧洲的最后一次抵抗”里，诺基亚的故事能告诉我们两个答案。
诺基亚的崛起，是市场机制（芬兰改革开放）、人才红利（北欧科教优势）、政府意志（欧洲GSM战略）、科技浪潮（数字通信）和企业自我奋斗的同频共振，这种共振造就了诺基亚这样的世界级企业。
从这个角度上看，无论是三星、索尼、大众和空客，还是华为、比亚迪、台积电和宁德，它们的成功跟诺基亚有细节和国籍上的差异，但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能在自己领域内逼近、甚至超越美国的制高点。
诺基亚的失败，是“天下苦秦久矣”，是长期存在的利益不平衡下，被竞争对手找到一个爆破点，重塑利益分配格局，吸引重大利益相关方们的倒戈转向，随后如同推倒多米诺骨牌一般，摧枯拉朽，一败涂地。
这段来自北欧的芬兰往事，启发的不仅仅是企业。“重塑利益格局”对于中美来说都是“终战”级别的武器，美国可以用它来瓦解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地位，而中国也正在用它来解构美国的技术和货币霸权。
用好这件的武器的关键是搞清楚：站你一边的盟友，希望你能做到什么？你的“用户”或者下游伙伴，希望你能做什么？为你勤恳劳作的“供应商”和“开发者”，希望你能做什么？它们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可能就是答案。
从北欧神话，到现代悲剧，诺基亚带来的启发会从芬兰湾上空出发，持续飘向遥远的太平洋。
全文完，感谢您的阅读。
参考资料
[1] 诺基亚总裁自诉，约玛·奥利拉
[2] 偏执乐观：诺基亚转型的创业式领导力，李思拓
[3] 任正非：苹果把移动互联网这个管道撑粗之后，发财的是华为，钛媒体
[4] The Rise and Fall of Nokia，BBC
[5] 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盘点中美两国的科技“家底”，饭统戴老板
[6] 从谷底走向巅峰：“芬兰现象”探源及其启示，邹峻
[7] 苏联70年前发明了半导体计算机，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IBM，亚历山大•别列津
[8] 百年兴衰诺基亚，刘帅、吴银平
[9] 走近诺基亚，马蒂·海柯
[10]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贾雷德·戴蒙德
[11] 历史的见证：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的回忆录（1982-1994)，毛诺·亨里克·科伊维斯托，
[12] 手机厂商的开端--通信之路【82】，曹江
[13] 诺基亚：功能机时代的“王者”，中国金融案例中心
[14] 我们如何失去了自由的互联网，霍炬
[15] 乐者为王，李纳斯·托沃兹
[16] 破解欧洲困局——解读德拉吉《欧盟竞争力的未来》，中金
[17] 从1G到5G：移动通信如何改变世界，王建宙
作者：颜宇
编辑：戴老板
责任编辑：戴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