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遍胸外科医生”的荒诞宣言、手术台上40分钟的离奇缺席，一桩出轨丑闻，将中日友好医院外科医生肖飞与协和医学院董袭莹推上风口浪尖。不仅刺痛公众对医疗行业的信任，更让协和“4+4”医学培养模式陷入前所未有的争议漩涡。
如果说私德上的污点震碎的只是三观，那么“4+4”医学培养模式影响的那可是患者的生命健康，网友质疑这种模式“是对传统医学的背叛”、患者生命怎能交给“速成医生”时，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谈论“4+4”模式前，我们首先要搞明白，什么是“4+4”模式？
“4+4”模式灵感源于美国医学院教育体系。在美国，医学博士学位面向非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开放，学生需在本科阶段完成生物、化学等医学预科课程，并通过MCAT（美国医学研究生入学考试）筛选。经过4年学习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们通常还要进行3～8年的规培，期间还要经过多个阶段的考试，过关后才能拿到医师执照。这套医生培训体系在美国运用娴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国内引进“4+4”模式的初衷，是本着纳爱医者、纳多学科背景、纳天下贤才的目的，进一步丰富医学人才培养的渠道和多样性，主打一个复合型人才。
2018年北京协和第一个吃螃蟹，率先引进。此后，上海交大、浙江大学等高校也引入该模式。
实际上，从引进初期到现在，业内对“4+4”模式的可行性一直存有较大争议。
支持者认为，“4+4”模式为医学注入跨学科基因，计算机、材料学，甚至是社会学科人才的加入，有望推动精准医疗、智能诊疗等领域的突破，培养大医学人才。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横亘着残酷的鸿沟。
从医学教育本质来看，医学是经验与科学的结合体。传统临床八年制学生经历5年本科理论、3年临床轮转，在无数次查房、换药、急诊中积累实战经验；而“4+4”学生仅用1年规培，如何在复杂的医患场景中精准判断病情？
更尖锐的矛盾在于公平性。当普通医学生寒窗苦读八年，经历层层淘汰才获得执业资格，“4+4”学生凭借名校背景与推荐信“弯道超车”，这种制度性差异必然引发公众质疑。
当八年临床博士埋头实验室通宵做实验、在病房熬夜写病历的时候，他们凭什么他们能更快穿上白大褂？这种情绪背后，是对教育公平的焦虑，也是对医疗行业专业性的捍卫。
美国的“4+4”模式，看似自由的跨学科入口，实则有着严格的学术门槛与统一标准，尤其是MCAT考核标准，极其严苛，过关率极低。哈佛医学院2024级学生中社科专业占比10%，但这背后是全美医学院通用的预科课程要求与标准化考试体系，确保无论何种专业背景，学生都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
但国内引进的“4+4”模式，却存在两大弊端。一是缺乏类似MCAT的统一考核标准，只是通过3名副教授以上人员推荐与校内考试选拔。二是规培时间严重不足，协和医院规培压缩至1年，这种“速成方式”隐患极大。
3名副教授以上人员推荐的选拔机制，这种“小圈子”式的选拔机制，在人情社会的语境下，很容易形成舞弊空间。
肖飞事件中，大家之所以质疑董袭莹的“4+4”模式，就是怀疑其可能走了捷径。坊间有传，董袭莹父亲是“国企老总”，母亲是“北京某高校的院长”，他们是否在推荐信环节发挥了作用？当权力与资源渗透到学术推荐中，所谓的“择优录取”很可能沦为“择关系录取”。
美国医学院虽也参考推荐信，但会结合MCAT成绩、面试表现等多维度评估，且推荐信需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交，最大限度降低人为干扰。而协和的推荐流程模糊不清，教授个人主观判断权重过高，这无疑为特权开了一扇暗门。当公众看到“京圈公主”凭借人脉留科、干扰手术时，难免将愤怒指向整个推荐制度——它是否正在成为少数人“镀金”的工具？
当然，尽管“4+4”模式饱受争议，但我们也不能因为肖飞和董袭莹的出轨丑闻，否定这种模式的积极意义。医学发展需要跨学科思维，呼唤具备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革新与坚守之间找到平衡点。
比如，从强化考核标准入手，建立严谨统一的医学预科能力测试机制，确保跨学科学生具备最基础的医学素养。同时还要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开推荐流程与标准，杜绝暗箱操作。另外，还必须延长规培周期，将“4+4”学生的临床实践时间尽量与传统医学生拉平，弥补经验短板。
公众对“4+4”模式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医疗行业专业性、公平性的捍卫。当我们在批判中完善制度，在争议中凝聚共识，或许有一天，跨学科医学人才真能如改革者所期望的那样，为医疗领域带来创新的曙光。毕竟，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时，需要的不仅是学历光环，更是实实在在的专业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