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照相馆的镁光灯炸出白烟时，毛贻昌下意识攥紧了长衫下摆。1919年初冬的长沙街头寒风刺骨，五十岁的米商转头看向身旁的润之：“拍这劳什子做甚？够买三石米了。”毛泽东把父亲褶皱的衣领抚平，声音轻得像叹息：“往后想您了，总得有个念想。”
这张泛黄的照片里，父子俩中间隔着穿马褂的伯父毛福生。毛贻昌挺直的腰板透着生意人的精明，二十六岁的毛泽东已然是《湘江评论》的主笔，眉宇间藏着山雨欲来的锐气。谁也没料到，这张价值五块银元的合影，竟成了湘潭毛氏父子最后的同框——十个月后，当毛泽东在北平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奔走呼号时，老家捎来急信：父亲殁了。
毛贻昌这辈子最得意的生意经，是押对了儿子的前程。十七岁那年把润之送去东山学堂，韶山冲的老辈人都说他疯了：“屋里二百亩水田不够折腾？读洋书能读出金元宝？”这个当过湘军、倒过谷米的倔汉子，硬是咬牙供儿子读到长沙师范。1919年修韶河石桥，他捐的四十块银元能盖半间瓦房，修桥碑记上“毛顺生”三个字，比石匠錾子刻得还深。
老派人遇上新世道，难免磕碰。毛泽东组织“驱张运动”那阵，长沙的米价涨得邪乎。毛贻昌托人带话：“莫要逞头，屋里米行还要开门。”转头却把两船新米平价粜了，气得米商同行直跺脚。他不懂什么马列主义，但晓得儿子写的文章能让省长撤防——这份能耐，私塾先生教不出来。
寿宴那天的糟鹅掌焖得酥烂，毛泽覃偷喝了半壶米酒。毛福生抹着嘴夸侄子出息，毛贻昌只顾往润之碗里夹腊肉：“报上说你在搞什么教联会？”毛泽东搁下筷子，摸出个红纸包：“爹，这是《新青年》给的稿费。”老头捏着两块银元愣了神，他跑三个月水路也赚不到这么多字钱。
照相馆的西洋镜骗不了人。毛贻昌临终前攥着照片念叨：“润之瘦了。”他不知道，儿子在北平正领着学生卧铁轨拦火车；更想不到，这张合影会被缝进毛泽民的衣襟，带着穿过雪山草地。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搞农运，在父母坟前栽的松柏，比老宅的院墙还高出一截。
要说遗憾，像碎瓷片扎在肉里。1919年文七妹病危，毛泽东星夜兼程赶回，终究迟了三天。守灵夜他写了篇《祭母文》，墨迹被泪水洇得模糊：“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这种痛，十年后又扎了他一刀——毛贻昌下葬时，儿子正带着新民学会的同志，在橘子洲头争论中国出路。
历史有时比戏文更唏嘘。1932年毛泽民掌管苏维埃国家银行，金库钥匙叮当响，却凑不出半块银元修葺父亲坟茔。1943年毛泽覃牺牲在瑞金，染血的衣袋里还揣着全家福。待到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跪在父母坟前那声“儿子不孝”，惊飞了松枝上的山雀。
罗瑞卿记得清楚，那天夕阳把主席的影子拉得老长。老人摸着毛家祠堂的门环突然笑了：“我爹若活着，定要骂我败家——祖田都分给乡亲了。”这话听着像玩笑，细品全是沧桑。那张被档案馆用丝绸裹着的合影里，五十岁的米商和二十六岁的革命者，在时光定格里达成了某种默契：老去的目送远行的，沉默的托举起呐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