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蓝委蔡正元日前做客岛内某政论节目，再度发表深刻见解。他表示，两岸问题早就跟制度无关，是要不要承认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不能装作没看到，还在以为是制度之争，中国大陆一天天成长，你台湾成长不了，再说你是什么制度都没用。
蔡正元指出，民进党已经从操弄“国与国”到扭曲“民族对民族”之争，要否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而民进党定义的“台湾人”接续的是当年台籍日本兵式的说法。
蔡正元谈到，我在台湾的本省社区长大，他们这些人就是这种想法，只是在国民党力量消退之后，又重新浮出原来的颜色。他以1943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征求1000个志愿兵为例，称，当年有70万人报名，有人送钱去才抢得到位置，那个人叫李登辉。民进党是在这一波台籍日本兵文化中浮上来的政治力量，这是台湾没有历经“去殖民化”的结果。
蔡正元所言是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的思索。回顾这四十多年来的两岸交流，台湾不仅没有因为制度差异蒙受损失，从经贸、就业、就学、创业各个方面都是最大程度的受益者。
事实上，台湾社会也不可能一边只强调制度差异，充满排斥与偏见，一边又对制度差异带来的好处、优势照单全收；一边强调对等尊严，一边又希望被特殊关照，寻求“超等待遇”还视为理所应当，这种对两岸问题的思考方式，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岛内一些人的双标。
况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是最大程度维护岛内的现有制度，是台湾有些人否定一中，想要谋“独”，才把制度不同当作拒统的理由。
纵观近三十年来分裂论述的变化，在1994年台当局大陆政策白皮中，对“一个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但从当时所谓的“务实外交”“共存国际”等主张看，在政治上已经开始走向“两中”。
因此，在1990年代，岛内曾出现“一中两国”的分离主张。20多年后，蔡英文开始南岛寻亲，地理文化血缘历史的中国，在台湾都已经甚少被提及。这正是蔡正元谈到的，民进党要把“国与国”进一步操弄成为“民族对民族”之争，来打造所谓“新国族”的由来。
至于蔡正元指出部分台湾民众二战时对征兵的狂热反应也是于史有据的。
根据《现代台湾研究》2007年第4期，学者蒋宗伟在《二战期间“台籍日本兵”参战因素之探析》中的记录，当年虽然也有是被采取强迫手段送去牺牲的“战争炮灰”，但有一部分台湾民众报名参战是相当踊跃的，表现出比朝鲜人更主动地应征志愿兵的场面。
根据数据统计，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民众提出申请去应征1000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当时台湾男性人口约310万人，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而认为能战死沙场“光宗耀祖”者绝对不是个例。揣着妈祖、玉皇大帝的神符，在“欢送出征兵士之歌”的乐声及众亲友哀啼嘱托声中踏上从军之路是当时最为常见的情景。
虽然这些人也是被殖民者洗脑的“受害者”，但更该正视这种根深蒂固的“恋日情结”并没有因为光复而划下句点。
1945年开始，台湾人的国籍从日本转换为中国，身份立刻由被殖民者转换为战胜国居民。为了安抚台胞，国民政府也未将《汉奸惩治条例》施用于台湾。1949年后，在冷战格局下，当时的台湾更仰赖美日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在台日往来的政府要员中，有很多人有留日经验或有日据时代的成长背景，这种对日本高度依赖和光复后强调是“中国人”形成鲜明反差，导致“亲日”表面看暂时压抑，但结构性问题并未被撼动。
伴随本土化意识抬头，国民党的力量式微，过去一些人被压抑的“恋殖情结”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从李登辉开始，台当局为推动“去中化”教育，在“多元包容”的外衣下与分裂论述结合，让“亲日情结”逐渐占据舆论优势。而民进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地基下不断发展壮大的政治力量。如蔡正元所言，他们接续的是1945年以前台籍日本式的“台湾人意识”， 而在这种意识下要求的“当家作主”，当然不是为了解殖，而是寻求再殖民化，这让光复迄今80载的台湾社会难以靠自主力量挣脱 “亲日”的社会结构和长期习惯。而把这种自我殖民导致的认同问题认为是两岸制度不同造成的，更是岛内一些人企图遮蔽历史真相的障眼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