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7日深夜，遵义城琵琶桥畔的柏辉章公馆内，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争论进入白热化。当毛泽东系统阐述"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军事思想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突然拍案而起："你那些东西根本不高明，不过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 这个留着分头、操着江西口音的年轻人，或许未曾料到自己这句意气之争的话，会成为党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幕。
凯丰的质疑并非个人行为，而是1930年代中共党内"教条主义"思潮的缩影。作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位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高材生，对马列经典有着近乎偏执的信仰。在他看来，毛泽东那些从井冈山实践中总结出的游击战术，不过是"农民式的经验主义"，与共产国际指示的"正规战"原则背道而驰。
这种认知偏差源于特殊的历史背景。1931年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中央后，大批留苏干部占据要职，形成"言必称希腊"的风气。凯丰作为共青团中央书记，长期负责宣传工作，其理论体系深深打上了"城市中心论"的烙印。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坚决支持博古、李德的"堡垒对堡垒"战术，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的具体运用"。
凯丰的发难，折射出遵义会议的核心矛盾——革命路线的生死抉择。当时中央红军已从8万锐减至3万，湘江战役的血色尚未褪去，而蒋介石的40万追兵正从四面合围。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仍坚持"北上湘西"的既定路线，企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却不知这正中敌人下怀。
毛泽东的"避实击虚"战略，本质上是对革命规律的重新认知。他提出放弃与强敌硬拼，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在运动中寻找战机。这种"走打结合"的战术，被凯丰斥为"流寇主义"，却在后来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中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正如张闻天在会议笔记中所写："当凯丰同志还在背诵《联共党史》时，毛泽东同志已经在用中国的泥土重塑革命。"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对"革命主体"的认知差异。凯丰们迷信"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纯洁性，而毛泽东则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这种分歧在会议期间达到顶点：当毛泽东提出"到群众中去建立根据地"时，凯丰反唇相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这句话后来成为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反面注脚。
凯丰的质疑虽刺耳，却为遵义会议注入了必要的张力。这场争论促使毛泽东系统阐述军事思想，也让与会者在思想碰撞中达成共识。当朱德元帅拍案而起："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标志着博古、李德的"三人团"统治已走到尽头。
更具历史意味的是凯丰的转变。会议结束两个月后，这位曾经的"反对派"主动找到毛泽东，坦言："我过去只知道马列主义的ABC，现在才明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ABC。"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当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跳出包围圈时，凯丰逐渐认识到"本本主义"的局限。他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公开检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是教条主义对实践的背叛。"
这种转变具有典型意义。它标志着中共党内"留苏派"与"本土派"的第一次深度融合。凯丰后来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新华日报》上系统宣传毛泽东思想，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从"批判者"到"建设者"的蜕变，印证了毛泽东所说的"真理往往在争论中显现"。
遵义会议的"凯丰之问"，是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缩影。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任何理论若脱离实际，都将沦为空洞的教条；任何革命若忽视本土智慧，都将陷入盲动的陷阱。凯丰的质疑与转变，不仅成就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更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