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冒犯观众》，作者：李静，版本：单读｜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4年12月
《必须冒犯观众》这本由众多短评、随笔和杂记构成的书不断闪烁着独到的见解和智慧，犹如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河流，让人目不暇接。我欣喜地迎接一个又一个闪光，惊讶于作者李静的博学，更佩服她对人性的暧昧与广亮的敏锐。因为这份敏锐，她便无法卸下这个重担——成为面包时代的冒犯者。
精神的自由与地上的面包
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的老师，东欧哲学家帕托什卡（1907-1977）曾将自己的时代视为面包时代，因为人们只在乎每日的面包，不再关心自己灵魂的状况。如今，帕托什卡离开近半个世纪，面包时代不但没有过去，而且成为生活的“应然”。这也是李静和我们活在其中的时代，她的书中有一篇正是《精神的自由与地上的面包》。她在其中尖锐地写道：“现下的艺术主流，就是关于地上的面包和蚂蚁窝的艺术。”
对于经历过饥饿贫穷之严酷折磨的人，面包时代无疑是对生存的极大改善，但改善的同时又潜伏着新的危机。刚过去的疫情时代所揭示的集体精神症候表明：现今人们的心灵和生活在整体上更受制于物质享受及其统治，灵魂更加孱弱与沉沦。
灵魂清醒无畏的表达依旧是冒险和犯忌的，知识和技巧的增长徒然成为许多人催眠和自我催眠的工具。专业知识人以收益率和点击率作为成就的标杆，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式微。这个时代，想要不泛道德化地承担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须有超功利和超世俗的自觉。这种觉悟在今天不仅日益凋零，甚至被当作假正经，于是李静坦率真诚的写作就越发显得孤独和珍贵。
存在之痛是艺术创生的原动力
李静的剧作以及她曾发表的大量剧评表明了她对戏剧情有独钟，这同她的公共关怀和现实批判精神密切相关。她认为，戏剧融仪式感、公共性和对话性于一体，让台上台下的灵魂凝聚碰撞，“交换暗涌的能量”，因而比其他艺术形式更擅长展示灵魂的宏观感性和形而上直觉，更能充分表达时代精神状况。
艺术在她看来，本就蕴含着公共关怀和道德意识。说教固然无法收获审美，但若缺乏对存在之痛的敏感，艺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或反形式，都只会流于平庸。存在之痛是出于对当下世界的关爱，对丑恶之事的厌憎，对自我存在的焦虑，和对具有超越性的“你”的向往。存在之痛虽不直接与艺术相关，却是艺术创生的原动力。而李静在自己的创作背后，总是极为坦诚地披露那些促使她的剧作诞生的痛点，如《大先生》背后对鲁迅的爱与困惑，《秦国喜剧》背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众声喧哗，《戎夷之衣》背后的江歌事件等。
《戎夷之衣》剧照。摄影/李晏，图片由李静提供。
在我们这个极其缺乏公共表达和共同体生活的时代，李静对戏剧的推崇无法不让人想起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召唤。李静格外强调，在现今网络时代，戏剧那种让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真实性，具有其他艺术媒介不可替代的意味。阿伦特同样不会认可由电子屏幕和网络社群组装的虚拟公共空间。戏剧之于李静，有如公共空间之于阿伦特。但李静对戏剧的理解比阿伦特对公共空间的想象要多一个神圣维度。李静强调，戏剧是与祭坛有关的神圣空间，保持着与不可见之物的关联；戏剧的复调性不仅意味着人与人的言说，演员和观众面对面的灵魂碰撞，也意味着人倾听和回应世界之外具有超越性的他者。
由此可见，李静的公共关怀与现实批判精神并不同于启蒙理性后的世俗主义。她拒绝简化人性的复杂与灵魂的丰富，不愿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压缩到世俗主义框架中。她辨析出“米沃什词典”这个中译与原英文标题“Milosz’s ABC”在内涵上的微妙差别：后者谦卑敬畏，暗示米沃什的世界超出他自己，有无限丰富的可能；前者则以米沃什为中心，缺少了后者的宽广。在这种宽广的境界里，米沃什的追求首先是成为一个拥有浩瀚灵魂的诗人，而非世人推崇的抵抗专制的异见作家。因为，只有热爱生命的自由、美好、宽广与神性，他才能在一个弥漫着仇恨与偏见的世界里，做一个不偏激狭隘的异见者。
她也精准地品鉴出李安电影《色，戒》与张爱玲原著的区别：张爱玲的原著一如既往地表现她“对家国与人性的双重绝望与绝情”；李安的电影改编则比原著对人性多了一些信心，将重心转移至人性对国家主义的胜利，从而质疑那以国族大义毁灭个体生命的残酷与非人。李静通透地评论道，这不仅关乎对经典之作的电影改编，更关乎人生态度的差异：“在人们的想象中，老到的张爱玲一定会嫌李安的结尾过于天真，迹近媚俗——似乎绝望永远比救赎深刻，无情永远比有情成熟。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在最高意义上，‘信’比‘疑’往往更难。”
如果我们对李静的评论有所共鸣，这不仅是因为，如今犬儒主义已成为生活常态，更是因为，无论是从某些宗教（如佛教）、哲学还是日常经验看，怀疑与否定时常比信任更易达成。古代教父德尔图良则索性说：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如果信需要更大的勇气，那么为何还要信？因为信是爱和盼望的表达。李静坚持：要用信仰的形而上学来反对绝望的形而上学。这个愿望或者说勇气贯穿了她的思考和创作。
不失光亮地生活在世界上
当然，李静所说的信已然是一个受过启蒙理性洗礼的现代人的信，亦即接纳了启示与理性、信仰与自由之张力的信，具有反讽精神。一个信仰之人也应是一个富于幽默感的人，如此，信才能成为一种智慧和爱的愿景，而非偏执的乡愿。李静深谙幽默的智慧，痛恨那一切不会笑的权力意识，深知对一个曾被残暴和憎恨，欺凌和奴性折磨得麻木不仁的民族，幽默并非妥协和屈服，而是一种理智、超然、医治和解救。她为此而很早就识得王小波的才华，高度评价其黑色幽默背后不为中国文化熟悉的智慧，视之为破解权力咒诅的密钥。她也欣赏莫言作品中的荒诞诙谐，称道其背后“强烈的自由意志和对‘非官方真理’的自觉意识”，并指出：“虽然这诙谐尚未抵达自由精神的形上核心，但开启了通往它的可能之门。”
在人性的迷雾中，信（其日常表现为爱欲）与自由的纠结是个反复出现的困局，也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游动悬崖。信（爱欲）和自由都是现代个体生活的要义，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切与渴望。人们希冀同时拥有两者，但两者却常常扞格难入。无论在个体还是社会生活中，协调两者始终是一个巨大而不可回避的挑战。李静的剧作《大先生》，正是通过爱与自由之悖反，来解读鲁迅在一个错谬时代的种种挣扎和煎熬，让观众直面历史怪兽。
《大先生》，作者：李静，版本：博集天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年8月
“‘眼泪’是这部剧作的核心词”（1：459）。透过她的眼光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重重的鲁迅：他既痛恨旧时代的奴役与驯服，向往尼采式的摩罗诗力，又怜悯天下柔弱的苍生；为此他不惜舍弃个人自由，投身泥沙俱下的变革洪流，却左支右绌，进退维艰，绝望而孤独；他“勇毅和脆弱，炽烈和敏感，沉默和爆发，克制和缠绵……”（1：457），在波诡云谲的时代迷宫里辗转腾挪，却死后也不得安生，无法阻止自己的名字被权势滥用，成为思想专制的符号。这一切令人扼腕，不禁追问：人能否在错误的时代做正确的事？爱与自由如何能够协调？何以避免“英雄死于爱”的悲剧？
李静将不堪承受的生活之重搬上舞台，使我们看见被禁锢的眼泪与被禁忌的思想。尽管时空流转，事易时移，但现实的挑战、道德的吊诡、国民性的陋习、爱与自由的悖论，这一切曾经的困扰并未过去，先生犀利的文字、热切的期待和透骨的孤独仍在质疑我们的今天。我们仍在渴望爱与自由，希望改变自己、民族和时代的命运。这是一种注定会沦为悲剧的英雄梦？还是有可能成为喜剧的救赎梦？在李静那里，鲁迅大概也属于“种子”的谱系。尽管他因绝望而虚无，但他那自相矛盾的深情又毫无疑义地传递出人间至为宝贵的信望爱。
种子的原型之一是摩西。他带领迦南人在沙漠流浪四十年，遭遇无数患难，最后自己没能进入应许之地，但把开花结果的希望留给了后人。在20世纪中国的盐碱地上，也出现过一些宝贵的种子，是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他们之中“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在一个悖谬的时代，他们难免有自身的局限，无法做出完美的抉择。如李静所言：“先生的经验和理性尚未认识到：凡以‘地上天国’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间地狱；在这过程中，崇高的牺牲者托举起来的不是众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但他自由的天性却已预感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最终的选择是左右开弓的独自‘横站’”（1：459）。自相矛盾的鲁迅，以本性的温热对抗世事的阴冷，以向往自由的天性抵制权势堕落的惯性。他深知自己并非矩火和太阳，遂将未竟之事，留给后来之人。那么我们又是一些怎样的籽粒？将以怎样的方式回报他的努力？
李静关心的这些大问题零碎折叠地散布于此书各个角落，如酵素般隐身于她对戏剧、文学、思想和人生的种种观照。问题本就属于生活。只见她时而谈起一本读过的名著，许多故事都忘了，却牢牢记得其中描写了一双扔掉棍子的手，和那人在阳光下的羞惭；时而回忆路上遇到的一个老乞丐，恳请她照顾一只脏兮兮的兔子，声称那是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时而怀念上世纪90年代曾活跃于宋庄的老金和老安，他们如今已被时代淡忘；时而对相识或不相识的某位作者的无名之作表达由衷的赞叹……这些貌似互不相关的细节融汇在一种相似的感动中，让人意识到，即便在艰苦无情的岁月里也存在一种可能——有时“坚硬的心灵也能屈服于美好而轻柔的事物”。正是这种“屈服的力量”，让我们“至今仍能作为人，不失光亮地生活在世界上”。（231-232）
关心大问题的李静从不忽略贫乏生活中的点滴光彩，无论历史是否愿为此留痕。读她的书让我感到，生活的苍白无力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灵魂的惰性和势利。如果我们也能不时感动和屈服于生活中微小而美好的赠予，便不会一贫如洗。我们积累的精神财富，会在思想的风暴袭来之时帮助我们自己。
撰文/刘文瑾
编辑/张进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