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张爱玲都是文坛上的两个才女,大家都很熟悉。

对现代文学史稍有研究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他们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和贡献。

但很少有人知道,张爱玲死后,杨绛对外人说起张爱玲的时候,却是一脸的不屑。

“你们也太高看张爱玲了!”



“我外甥女是她的高中同学,她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脸上长满了痘痘,没人愿意和她说话。”

没有人能预料到杨绛这个以“胸襟开阔”而闻名的文坛巨匠,会毫无顾忌地对一个女性作家进行猛烈的批评。可是杨绛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道:

“说实话,她的文笔很好。可我看不上她写的东西!”

杨绛为什么会在她死后,对她进行如此恶毒的抨击?这两人到底是有私仇,还是读书人互相轻视的原因?



童年

幸运者的生命可以通过童年来愈合,而不幸者的生命则可以用它来治疗自己的童年。

张爱玲的人生悲剧或许就是由其灰暗的童年经历所决定的,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童年的悔恨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张爱玲一九二○年生于上海,其祖曾为晚清重臣张佩纶,其外祖母为李鸿章之女李菊藕。



那麽,是什么家庭环境造就了张爱玲那麽多愁善感的个性?

张爱玲的祖父母,在民国末年,多少都有不同程度的打击,

张爱玲的父亲这一辈,早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风光,到张爱玲的爸爸那一代,家产已是所剩无几,

再加上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张爱玲的一生,注定是坎的。



张爱玲的父亲是个标准的公子哥,衣食无忧,家道败落之后,他就像个浪荡子一样,没有一点向上的欲望。

张爱玲的妈妈是一个新时代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她看着自己的丈夫如此颓废,气得七窍生烟,丢下张爱玲和她的弟弟,一个人去国外念书。

张爱玲当时还不到五岁,弟弟还很小,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眼泪来表达自己的悲伤。



张爱玲的父亲将母亲的死归咎于张爱玲身上,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现在又要照顾两个孩子,这让他的父亲很是反感。

张爱玲从小就遭遇了来自父亲的冷漠,来自于母亲的遗弃,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

在父母分开很久之后,张爱玲的父亲又为她找到了一个后妈,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小心翼翼地生活在那个本该是安全港湾的家中。



她的继母对张爱玲没有丝毫的怜悯,不但没有同情他们,反而对他们冷嘲热讽。

久而久之,张爱玲就变得极为敏感、孤僻,常常一个人待在一个角落里,这种敏感的心态与曲折的人生经历,为她日后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或许是一种庇护,一种慰藉,张爱玲时常将自己埋葬在书海之中,唯有在书海中,张爱玲才能感受到一种宁静,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从小看书,张爱玲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文学功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无心插柳,张爱玲除了看书之外,还喜欢上了写字,用文字来疗伤。



张爱玲才华横溢,他也因此迷倒了一大批人,这也包括让她陷入梦魇的胡兰成。

胡兰成身为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次长,不但是个十足的卖国贼,更是一个毫无节操可言的人渣。

在看过《封锁》之后,他对张爱玲的才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主动向张爱玲发起了求爱。

胡兰成比张爱玲年长十四载。当胡兰成迎娶唐玉凤之际,张爱玲年仅五岁。



随后,胡兰成喜得贵子。然而,当胡兰成向张爱玲表白时,她坚决地回绝了他的爱意。

但胡兰成并未死心,依然对张爱玲念念不忘。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张爱玲渴望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而胡兰成的热情,却让张爱玲彻底迷失了自我。

张爱玲后来在《红楼梦》中这样写道:“见到他以后,就低下了头,低下到尘埃中了。可是她的心却是快乐的,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



张爱玲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卑微的女人,这种命运早已注定,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张爱玲。

两人决定在一起以后,胡兰成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情,立即回国,并选择娶24岁的张爱玲为妻。

两个人虽然名义上是结婚,但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任何的手续,就是一纸婚书。

结婚证上写着:胡兰成和张爱玲,以夫妻之名,立下了终生之约。

一九四四年,两人相识不久,就结婚了。



胡兰成在新婚之初,对张爱玲还是很了解的,他拿出两个金条,一盒纸币,让张爱玲把母亲之前给他的学费还上。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他们刚结婚不到三个月,胡兰成就被调任湖北,任《大楚报》的主笔。

分开不久,胡兰成和一名护士在湖北大婚。



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竟然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想让你明白,这世上总是有人在等着你,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

张爱玲知道二人的婚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自己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然而,当张爱玲听到更多有关她老公的“桃色新闻”时,张爱玲的心就完全沉入了谷底。

胡兰成返回上海,张爱玲责问他:「你为何出卖我们的誓约?」



胡兰成赶紧安抚他:“反正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这就跟她离了。”

第二年,中日战争结束,胡兰成这个“大汉奸”也受到了清算。胡兰成毅然决定抛下张爱玲,只身出逃。

在他出逃的过程中,张爱玲为爱所困,也把自己攒下的三十万稿费交给胡兰成。张爱玲在一九四七年和胡兰成离婚后,一直给她经济上的帮助。



也正因为如此,张爱玲在临死之前,一直被人诟病为“汉奸走狗”。

杨绛对她的各种不怀好意,基本上也是由此而来。

张爱玲的人生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既有赞誉也有批评。

她的那段历史,三载为汉奸服务的日子,成了她人生旅途中一个无法抹除的污渍。



在那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年代,诸如杨绛之类的文化人士自然对她冷言冷语。

张爱玲在爱情文学上的成就,是很少有人能比得上的。现在的爱情小说里,也常能找到张爱玲的痕迹,所以,我们对她的赞赏,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虽然受到欺骗和被汉奸利用,但她协助汉奸逃脱的事实却是确定无疑的。她是真的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所以才会对数百万人的痛苦视而不见。

杨绛和其他文人不喜欢她,这是合情合理的。



自认为已经脱离世俗的张爱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相信爱情。

然而,当她36岁时,却再次成了一个“恋爱脑”,当她遇到比自己大30多岁的赖雅时,她就无可救药地坠入爱河。

有人说,张爱玲急于成家,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男子。只可惜,她的第二次婚姻,也遇到了一个错误的男人。



赖雅是德国人,生于费城,自小便天资聪颖。年仅20岁,他就被认为是一位天才作家。

他自己也确实很有才华,所以他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在遇到张爱玲以前,他还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

在赖雅的世界观中,只有恋爱,没有结婚这一说。他更喜欢独来独往,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等他的稿费用光了,他就可以继续创作了。

可是,就在他六十五岁的时候,他爱上了一个东方女子。



张爱玲与赖雅在认识五个月之后于八月十四日举行了婚礼。这时张爱玲已有身孕,而赖雅却清楚地表明本人并不愿意养育这个孩子。

张爱玲渴望一个家,不再孤独地流浪,为了这个家,她甚至把腹中的胎儿流产。

张爱玲因为嫁人而丧失了当母亲的资格。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她的人生会被赖雅拖入泥潭。

赖雅之所以与张爱玲成婚,除了爱,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可以照料自己的人。



他的身体很久以前就有毛病,不只是腿骨折了,三年前更是中风。表面上风趣幽默,无忧无虑的赖雅,其实却饱受财政困难与健康状况的困扰。

结婚后的两个月,对张爱玲来说,是一段很短的快乐日子。一天早上,张爱玲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丈夫正趴在地板上,不能移动。

她吓得魂不附体,拼命地把儿子抱上了床,冲出门去找大夫。听到“中风”这个词,让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十二月十九日,赖雅又一次中风,几乎要了他的小命。张爱玲慌不择路地将他送入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

再看看赖雅那张惨白的脸,她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苍老,那么的无助,那么的需要自己的呵护。

张爱玲在结婚之前所期盼的“现实安稳”,如今已是一场空。从一九五六年八月两人成婚,到一九六七年赖雅过世,在这十一年里,赖雅屡遭病痛折磨,彻底失去了经济能力,“家”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晚年

到了一九七二年,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从此一去不回,过上了“隐居”的22年。

二十二年来,她所受的苦,无人知晓,只有透过张爱玲和友人的书信,才能拼凑出她一生的点点滴滴。

由于性格孤僻,张爱玲越发不愿与人交往,除了极少数重要的好友,她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络。



此外,她还染上了一种皮肤病,她坚信这是因为她居住的地方有蚤子,所以她把自己的头发剪了,带上了假发,裹上了围巾,就像疯了一样到处跑。

根据一些人的计算,她一年里搬家一百八十多次,到了最后,她不得不住酒店,每天都要换一家旅馆。

张爱玲不断地搬迁,不仅使她心力交瘁,也使她的英译本《海上花》遗失,只剩下一本草稿。



由于经常搬迁,张爱玲的生活一直是简约主义的。

她只带了很少的东西,行军床,折叠椅,折叠楼梯,电视和一盏落地灯。

张爱玲的家中,只有自己的著作,手稿,月刊,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书籍,因为她从不购买书籍,她认为,购买的越多,她的心就会扎下根来,非常讨厌。

张爱玲虽然是一名作家,但却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而是在一堆废纸上写字。



在食物方面,张爱玲为了省事,自己不会下厨,也不愿外出就餐,因此平时都是罐头、营养炼乳等速食。

因为居无定所,又没有固定的食物,到了老年,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皮肤,眼睛,牙齿都有了毛病。

张爱玲写给友人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说:「每天早上要忙碌搬家,下午要去上城看病,有时要到半夜才回家,公共汽车也停了,要打车才能回家,所以我只能吃饭、睡觉。」



张爱玲虽然过得很狼狈,但她却一直在创作,她的后半生,基本上都是以创作为中心的,她的代表作有《小团圆》、《同学少年都不贱》。

张爱玲十七岁时曾写过:“人生如一件华丽的袍子,披着蚤子”,不料却应验了,成为她晚年生活的最好写照。

此外,许多人都以为张爱玲晚年过得窘迫,但事实上张爱玲去世后的银行户头上却有三十万美金,因此,她晚年的状况,应当是有意为之的。



张爱玲被生活的重压所迫,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清冷与高傲,而后又因“虫患”而饱受煎熬。

张爱玲首次提及虫子的问题,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他写信给友人夏志清,其中写道:「由于老家有虫子,我不得不匆忙搬走,所以匆忙写了张便条,寄了个地址。」

一个月之后,张爱玲又对夏志清提起“虫难”一事,并且埋怨自己为了逃避虫子而无处安身。



根据张爱玲的友人所说,一九八四年八月至一九八八年三月,张爱玲每周都要搬一趟家。

张爱玲曾向夏志清抱怨:「这些年来,我早上要搬东西,下午要去看医生,一到晚上就赶不上公共汽车。」

之后,张爱玲在一九八八年六月搬入朋友林式同安排的一套寓所。

朋友们都认为她会永远留在这儿,但没想到才过了两年,她就再次搬家了。



至于为什么要搬家,张爱玲曾经写过一封信,写给另一位友人。

“这里的蜜月已经过去了,到处都是蟑螂,蚂蚁,蜗牛,蜗牛,我的公寓里,蟑螂的数量暴增,是好莱坞的一百倍。”张爱玲对自己的朋友抱怨道。

对此,身为房东的林式同也坦承,由于所处的位置,他所居住的中美移民,质量一般都不高,短短三年时间,这里已是脏乱不堪,吸引了不少蟑螂、蚂蚁。



张爱玲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杀虫,她说每个月要付二百美金去买农药,夏志清也给她介绍一些有效的农药,可是没有一个有好的结果,最后只好搬家。

一九九一年七月,张爱玲得到林式同的保证,租下一套位于洛杉矶加州大学附近的罗彻斯特公寓。

从那以后,张爱玲尽管仍被“跳蚤、蟑螂、蚂蚁”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始终没有搬家。



除去“虫患”带来的伤痛,张爱玲也饱受皮肤病、牙疼、眼疾、脚肿等一系列疾病的困扰,健康每况愈下。

张爱玲在这段时间里,精神上逐渐变得“自闭”起来,每一封信都要再三叮嘱,千万不能透露自己的住址。

再后来,有了手机,张爱玲就再三叮嘱朋友,千万不能说出自己的电话号。



把张爱玲的经历联系起来,许多人都以为“虫患”只是张爱玲的一种精神疾病,而夏志清的太太则表示,也许她得了一种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的疾病,或者是精神上的疾病。

一九九五年九月至八月间,张爱玲的房东太太发觉她与张爱玲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未见。她非常关心女儿,非常焦虑地回到了她的公寓。

她推开房门,眼前的一幕让她泪流满面。



张爱玲死于某一时刻。她一声不响地睡在那张行军床上,只有一条被单盖住,桌上有一摞纸。

张爱玲的双眼,再也睁不开了。她于1995年与世长辞,但是她所说的话、所想,却永存人心。

张爱玲死后,友人依其意愿,把她的骨灰撒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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