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鹤亭
回顾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道德经》等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蕴含积极资源进行的创造性运用，为理解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深刻内涵，提供了有益启迪……
2024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对党员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学习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师、大家，不是说有大派头，而是说要有大作品。我们提到老子、孔子、孟子，想到的是《道德经》《论语》《孟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4页）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道德经》《论语》等中华文明的大作品进行创造性运用，是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面。
简要梳理毛泽东对《道德经》等古代典籍中若干典故的创造性运用和从中提炼出的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价值立场、思维方法和语言风格，可以发现：人民立场、辩证思维和有生命的语言，是中国共产党理解把握和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三个重要维度。
一、价值立场：深刻领悟“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蕴含的对人民力量的敬畏和重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1950年冬到1966年夏为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达16年之久的逄先知，在《古籍新解，古为今用——记毛泽东读中国文史书》一文中写道：“毛泽东读古书，有一个基本观点，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将古代典籍《道德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蕴含的对人民力量的敬畏和重视，延伸为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的豪迈宣示。1949年8月，新华社发表他写的社论《别了，司徒雷登》，再评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信。社论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侵略政策。毛泽东写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
的确，敌对势力的封锁打压，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智慧和力量，唤起了中华民族越是艰险越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民为后盾，无惧生死，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他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所指出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深厚渊源。不仅《道德经》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相通的资源；在《论语》等古代典籍中，这种资源也十分丰厚。“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人民立场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和实践中，也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治国理政政策和实践中。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认为这一口号和《论语》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精神一致。他还创造性运用《明史·朱升传》“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结合实际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有力维护了人民安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还提出共同富裕的设想：“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他强调：“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简言之，从价值立场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滋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是我们党得到人民拥护，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思维方法：深刻领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蕴含的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道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毛泽东重视挖掘古代典籍《道德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蕴含的辩证道理，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运用和升华。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进而强调：“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在这篇哲学论文中，毛泽东多次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资源论述唯物辩证法的道理，其中包括孙子论军事说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徵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等古语。他还举《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毛泽东1937年在抗大讲哲学时写有《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图《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封面上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分析事物的两重性，指出：“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这个辩证法不是马列主义才发明的。在我们中国的老子早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中国的老子在《道德经》中已经阐发了“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的这一符合马列主义的辩证思想。这篇讲话稿经补充修改后，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在正式发表的版本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对老子《道德经》朴素辩证思维蕴含的洞见以及存在的局限的分析，十分深刻。20世纪80年代，著名道家研究学者陈鼓应在《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中也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辩证论者；作为史官的老子，深切地体验到春秋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他的辩证法思想正是这种动荡的反映；但其辩证法没有强调向对立面转化过程中的主观条件。
毛泽东不仅指出老子《道德经》已经有辩证法的思想，还进一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强调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是重要的”。展望未来，他引申指出：“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见，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变为现实。
在一定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这个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道理，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形成了共识。比如，1951年10月，在面对美国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时，周恩来指出：“在抗美援朝斗争中，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并没有吓倒我们。相反，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也加速了我们清算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的进程。同时，我们顺利地彻底地结束了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多年来的文化侵略活动，并逐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因此，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又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面对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刘少奇强调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指出：“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刘少奇的这一讲话和他代表中央提交的书面报告，受到热烈欢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周恩来、刘少奇的上述讲话，虽然没有引用古代典籍《道德经》，但他们分析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与《道德经》“祸兮福所倚”蕴含的朴素辩证法，是相融相通的。
简言之，从思维方法来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善于结合不断变化的具体实际、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滋养，灵活运用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辩证智慧，从困难和挑战中看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善于化危为机，是我们党在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
三、语言风格：灵活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生命的语言，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飞入寻常百姓家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张钟朴在《我与〈资本论〉翻译》中指出：为了生动形象地说明他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60多部文学著作，有70多处使用了文学形象。
用形象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可以使这一科学真理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进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风建设，将之提高到党的作风建设来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造优良文风的宝贵资源。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提出“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本人非常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的语言资源，形象论述自己的观点，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论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强调“互通情报”的重要性，指出：“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这里借用古代典籍《道德经》的形象语言，为那些不通情报、不相交往的党委委员画了一张像，警示他们打破壁垒，“互通情报”，形成共识。
◆1959年12月至次年2月，毛泽东与党的理论工作者在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中国实际，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道德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古典语句，蕴含着对打好基础（“始于足下”）的重要性的强调。这是真理的一个方面。针对当时苏联社会过于强调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不良倾向，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强调艰苦奋斗和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和远景（“千里之行”）的重要，从而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古典语句作了新颖解读。这种远见卓识，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82页）
简言之，从语言风格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的语言滋养，使党的创新理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从而汇聚起了强大的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
四、从毛泽东对《道德经》等古代典籍的创造性运用看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三个维度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毛泽东对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积极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并从中提炼出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价值立场、思维方法和语言风格。这种创造性的运用和提炼，为我们学习、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有益启迪。人民立场、辩证思维和有生命的语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进而有机结合的重要维度，也是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的三个重要着力点。
从价值立场来看，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源，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比如，挖掘“民以食为天”“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等蕴含的朴素唯物思想，牢牢把住维护粮食安全主动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比如，借鉴“以百姓心为心”“修己以安百姓”等蕴含的对人民需求的关怀和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从思维方法来看，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资源，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比如，借鉴“事必有法，然后可成”蕴含的对规律的重视，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比如，借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知行相资以为用”等蕴含的对知行合一的强调，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从语言风格来看，要学习、继承和运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创造新的优良文风。党风决定着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风建设，注意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内的宝库中汲取积极的语言资源。毛泽东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因此，学习、继承和运用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需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下苦功，学深悟透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只有学深悟透了，才能结合新的实践，灵活运用前人留给我们的丰厚语言资源，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智慧，不断创造新的优良文风，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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