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碗白米饭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了。但是解放初期关于一碗白米饭的故事却是父亲刻骨铭心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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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4日 向恩施进军途中 李人林将军（前骑马者）、王定烈将军（后骑马者）
1949年党中央决定发起解放大西南的战役，父亲夏夔跟随部队从武汉出发进军恩施，参加鄂西南战役。那时父亲在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十一团任政治处主任。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迁至恩施，在宜沙战役中逃脱的宋希濂主力回防鄂西，组建了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总部驻在恩施。鄂西南战役的战略目的一是切断国民党军队从长江中下游向西南地区逃窜的退路，二是作为进军大西南的前奏和依托。宣恩是恩施地区的一个县，解放宣恩是鄂西南战役的一部分。在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四团、八团以及四野五十军的密切配合下从11月10日起，用了7天时间宣恩县全境解放。那时建立新政权缺乏干部，一般是解放一个地区留下一批军队干部和少量部队就地建立政权。恩施解放后时任湖北军区独立二师的政委李人林被任命为恩施地委书记，父亲被任命为宣恩县的县委副书记（代书记）兼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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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4月在恩施地委参加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期间 （后排左4为父亲）
作为首任县委和县政府负责人的父亲，刚上任时因为想吃一碗白米饭，差一点突破了廉洁自律的底线。事情还要从中原突围说起。1946年国民党集结了三十万大军将我军中原军区六万余人围困在宣化店以北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在党中央的指挥下中原部队成功地突破了敌军的围剿。突围成功后父亲又随一支小部队奉命返回到大洪山、桐柏山一带和百倍与我之敌周旋。在这段战斗经历中生活异常艰苦。由于连日征战加上国民党的清乡政策部队常常得不到补给，吃不上饭。一次部队搞到一些生苞谷（玉米），父亲狼吞虎咽的吃了几个，之后又喝了不少凉水，结果夜间腹痛腹胀难忍，疼的他满地打滚。还有一次吃了发芽的土豆后中毒，又吐又泄，一天腹泻十余次，身体十分虚弱。那时部队几乎每天都在突围作战、行军百里以上，父亲则要经常去解决腹泻问题，最担心的就是怕掉队。当时的那种身心的双重痛苦让他发誓，夺取胜利后绝不再吃苞谷和土豆了。宣恩解放后任命他为县长，中午吃饭时炊事员给端来的午饭恰恰是苞谷米闷土豆。父亲生于鱼米之乡，习惯吃米饭。跟着大部队行动时尚有米饭吃，调到地方当了县长主政一方后反而没有米饭吃了，于是非常生气，当即对炊事员发脾气说：“我发过誓，革命成功后绝不再吃这两样东西！现在都解放了，我想吃碗米饭怎么就不行？”。宣恩是山区，非常贫困，也不产大米。炊事员很无奈，但还是想方设法搞了一点大米专门给父亲蒸了一碗白米饭。父亲端着这碗白米饭，看着大家都是吃着大锅里的苞谷米焖土豆，自己就觉得脸红了：刚刚取得革命胜利，刚刚主政一方就要摆官架子、搞特殊化，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党员干部的行动准则。他很后悔，不该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提特殊要求，不该对炊事员发脾气，这是典型的官老爷作风。想到这些，他即刻亲手将这一碗白米饭倒入大锅内混匀，和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一起享用了这顿特殊的“三合一”午餐。一碗白米饭及时给父亲敲响了警钟：职务变了，执政地位变了，但自觉践行执政为民，保持党的作风不能变。从此之后，父亲和大家一样，每顿都是苞谷米焖土豆。他生活上再也没有提出过特殊要求。对下面的干部、战士和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摆架子，工作中有布置有商量，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1950年2月摄于宣恩，时任宣恩委副书记（代书记）兼县长，时年25岁
宣恩县是山区，宣恩县刚宣布解放成立人民政府时的现状是被打散的国民党残部及大小反动武装都拉上山了，县里还有不少乡公所、惯匪、恶霸、乡绅大户手里还有武装，而新建立的县政府只有留下的2个半连的兵力作为县大队武装。县银行账上只有2角钱。这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无疑是很大的考验。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和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安定。父亲亲自抓了对残余武装的政治上瓦解和统战工作，通过接待旧县政府的职员讲解我军的政策、公开发布招降布告、写劝降信等，宣传我军的政策，并充分发动群众，了解私藏武器的情况，军事打击与政策落实相结合，恩威并施，仅2个月的时间就瓦解了残余的反动武装，收缴了各种长短枪、冲锋枪2000余支，轻机枪43挺，重机枪11挺，迫击炮11门，子弹80000余发，以及电台、电话、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这些武器装备在当时足以装备两个团。后来残余的小股土匪发动过几次小规模的暴动很快也被平息了。父亲以他渊博的学识、谦和的态度、处理复杂事务的智慧，深受大家的尊敬，使县委、县政府上下团结一致，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完成的瓦解反动武装，收缴大量武器装备，实现了安定社会，发展生产的大好局面。
这碗白米饭多年来都是父亲的一面镜子，无论工作调动，职务升迁，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廉洁自律，自觉保持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说我们革命的初衷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不是为了自己享福，而是消灭阶级压迫，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在他的这种很正统的思想支配下我们家还出现了一件很搞笑的事。父亲调北京工作，我也在北京结婚生女。按照北方人的习惯，我女儿对外祖父母的称呼要么是外公、外婆，要么是姥爷、姥姥。这种称呼一般是配对一致的。但在我女儿如何称呼他们这件事上出现了意见不一致。我们小时候母亲常给我们讲“狼外婆”的故事，所以母亲认为叫“外婆”容易被联想起“邪恶”，要让我的女儿叫她姥姥，如此一来，我女儿就应该叫我父亲为姥爷。但我父亲不同意，他认为“姥爷”与“老爷”同音，被“姥爷”“姥爷”的叫着，很容易就感觉是被叫做“老爷”了，他对被叫为“老爷”极为反感，认为那是旧社会穷苦人或下人对有权有势人的称谓。为了照顾两位老人的心理感受，所以我女儿一直叫我父亲外公，叫我母亲姥姥，好在这种不搭配的称呼没有人去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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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私用车交费收据
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摞收据，打开一看竟然是他任职期间因私用车补交汽油费的收据。这才知道，他一直是这么地严格自律。父亲离休前任基建工程兵政治部主任，按照他的级别组织上给配备了专车，他会定时让司机到财务按照因私用车的公里数补交汽油费。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碗白米饭带给他的警示伴随了他一生。
本文原载于《老名册》公众号。作者：夏鹄，沔阳夏氏会稽堂天禄公后裔，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生于武汉。经历过上山下乡，大学毕业后入伍，职业医生。现居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