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书马超
杰弗瑞·凯威，一位持有化学博士学位的专家，目前在纽约知名的史蒂文森高中担任化学教师一职。
在进入教育界之前，他已在雅培制药公司拥有长达二十年的研究员经历。
同时，他也是一位自童年时代起就饱受银屑病性关节炎之苦的患者。
并且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的病情屡次猝不及防地加剧，迫使他不得不依靠大量强的松来控制病情发展。
在病情最严重时，杰弗瑞·凯威甚至被迫中断工作，甚至只能在家卧床休息。
不过杰弗瑞·凯威在大约十五年前，终于等到了几款针对关节炎的重大新药，并且依靠这些药物，极大地缓解了病痛。
每隔六个星期，他都会前往贝斯以色列医院，在门诊部门接受名为类克的静脉药物输注。
尽管每次治疗都需要花费高达19,000美元，但幸运的是，作为纽约市的公职人员，凯威先生享有安保健康保险带来的丰厚福利，他个人无需承担任何费用。
后来，他来到兰贡医学中心的肌肉骨骼治疗科接受治疗。
只是纽约大学向保险公司寄送的账单让他颇为震惊：
五月份，他在这家新医院首次接受了时长三小时的输液，费用竟为9.8万美元；
六月份的第二次输液，账单金额跃升至11万美元；
自七月份起，每次输液的费用更是暴涨至13万美元。
尽管输液剂量、治疗方式以及开方医生均未发生变化。
这笔高昂的治疗费用，令凯威先生十分不解。
为了弄清楚治疗费用为何会飙升，凯威先生不辞辛劳地花费了几周时间进行探究，他向多方询问，可惜一直未能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
而更加令人震惊的事实则是，美国社会的医疗欠债问题严峻，以至于每五个美国人的信用档案里，就有一个因医疗债务而受到影响。
美国医疗现状：救命还是抢钱？
与其他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全民医保和单一支付体系不同，美国的医疗体系高度市场化、商业化。
医院与医保机构之间呈现出高度的分散状态，无论药品还是治疗方案，均缺乏一个真实、统一的定价标准。
以凯威先生所使用的抗关节炎新药为例，即便你遍寻全网，所能找到的美国定价仅仅是药企所给出的标价。
然而，这个价格真的代表了实际支付的价格吗？
尽管它并非虚假，但与真实支付的价格却大相径庭。
保险公司通常会借助中间人与药企进行价格协商，它们最终支付的金额很可能远低于标价。
从表面上看，砍价似乎是一种节省医药费用的有效手段，然而，在美国这个高度市场化的医疗领域，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砍价的中间人并非义务劳动，他们会从交易中抽取提成，而这个提成的多少与药品价格直接相关。
假设提成比例都是10%，那么10万美元药品的提成显然要远高于1万美元的药品。
这种机制实际上导致了一个逆向的激励制度：医疗费用越高，对各参与方的吸引力就越大。
以凯威先生需要的这种关节炎药物来说，这类药物通常需要在医院进行输液治疗，这就涉及到了医院的治疗费用。
医院可以收取多少费用，往往缺乏明确的规定，这导致了不同医院在报价上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
显然，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医疗体系中，那些能够设法收取更多费用的医院更有可能脱颖而出。
美国高价医疗的内在根源
在美国这个被誉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土地上，高价医疗已经成为了一种难以忽视的“美国病”。
你能想象到吗？
在美国顶尖的教学医院做一项检查可能只需1000美元，但在新泽西州的一些小型社区医院，同样的检查却要花费高达7000美元的天价！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检查费用竟然只需100美元。
这样的对比，不禁让人对美国医疗体系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甚至，《纽约时报》前医学记者、《美国病》一书的作者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罗森塔尔表示：
当前的美国医疗行业似乎已偏离了科学的轨道，转而盲目追随一个充满问题、极其糟糕的市场商业逻辑，各从业者更倾向于将资源投入到各种游说活动中，而不是致力于维护委托人的权益。
作者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保险公司、医院、医生、药品制造商、医疗器械商、检查与辅助服务人员、医疗服务外包商、科学家、大型医院集团……
这些行业利益相干者，共同推动了医疗价格的水涨船高。
美国高价医疗现象的形成，在某种程度来说，其首要推手便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没有站在合理价格的角度进行据理力争，而是置治疗价值于不顾。
这种做法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医院开始以营利为目标进行调整，医生的职业行为、厂商推广的药品和器械种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病患的保护，逐渐让位于对金钱的追逐。
并且，医院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无疑带来了一场浩劫，诸如德勤等咨询公司以及医院评级机构，都在无形中推动医院从原本的医学人文和医疗指标发生偏移，转向为对商业业绩的过度追求。
医生培养机制同样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像美国医学会这样的行业组织，也逐渐放宽对医生职业道德中的责任要求，导致医学逐渐走向产业化。
此外，制药公司通过操纵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规则，以及滥用专利保护政策，阻碍了药品市场中创新的发展，使得既得利益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那些在医疗器械供应领域拥有更高垄断程度的供应商，更是将FDA对医疗器械的分类审查机制运用得炉火纯青，并不断通过知识产权诉讼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不仅推高了相关费用，还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
这场资本对医疗产业的侵蚀，其最终结果便是，利益角逐替代了职业操守，贪婪欲望取代了人性关怀。
鸡肋的《平价医疗法案》
鉴于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平价医疗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
该法案的基本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宣告政府将致力于让每位美国公民都能享受充分的医疗服务，这既是政府的行动指南，也是其应尽的义务。
然而，该法案在国会通过后，却遭遇了来自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及医生等多方面的阻力，他们或是抵制，或是钻法律的空子。
从数据上看，《平价医疗法案》确实起到了一定社会效果——它使得未参保的美国公民比例从2013年的18%降至2016年的11.9%。
但遗憾的是，由于政府补贴未能及时到位，加之众多美国公民在医保费用承担上陷入困境，该法案似乎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医保体制的顽疾。
针对这一状况，罗森塔尔犀利地指出：
美国的医保体系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技术规则的角度看，所有参与者的行为都无可挑剔，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并且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各个市场主体都对激励信号和潜在机遇作出了相应反应。
因此，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体系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深信自己的行动是正当且合理的；
然而，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系列行动却产生了不尽如人意的结果。
对美国医疗服务市场的态度，罗森塔尔也是毫不避讳地写道：
“这个市场已经功能失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连根拔除。
像这样的市场，地球上找不出第二家。”
如何摆脱“活不起”的现状
在《美国病》这本书中，伊丽莎白•罗森塔尔阐明了商业规则是如何悄然剥夺人们的医疗保健权益的。
于是，她提出要从个人行动、政治层面和制度建设这三个方面入手，系统地反击现有的医疗制度。
为此，她设计了一个具体的蓝图和一系列行动策略，以期改变医疗体制本身，这个体制涉及医生、医院、保险公司和制药公司等多个行业要素。
同时，她也希望能够调整我们与医疗体制之间的相处方式。
罗森塔尔认为，医疗改革的首要之务在于国家政策层面。
美国需要汲取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这些相关措施则包括：
构建全国统一的收费标准，并开展国家层面的价格谈判；
推行统一的支付体系；以及运用市场透明机制和竞争工具等。
在个人行动层面，罗森塔尔则指出，患者应当明智地挑选医生，并详尽询问与保险理赔相关的各项细节，以防因信息不对称而蒙受损失。
同时，患者还应该对医院和保险公司进行更为细致的评估与选择。
在药品费用方面，患者可以更多地借助网络平台进行价格比对，并在必要时考虑采用进口药品作为替代。
在医疗体制层面，罗森塔尔提议对医疗事故处理机制、医学院教育革新、医院运营与管理、医院监管体系、大型医院集团规模的管控、保险公司监管的强化，以及制药企业监管力度的提升等方面进行深化改革，以确保病人的权益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
罗森塔尔呼吁大众，要以实现“平价的、以病人为中心的、基于证据的医疗保健”作为目标。
而且，在面对医疗产业中涉及金钱或者生命的虚假选择时，明智之举便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生命这一边，并立即付诸行动。
正如《美国病》这一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当前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即所谓的“美国病”。
它让每个人都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也让每个人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为了维持身体健康，每个人都遭受着高昂医疗费用的无情剥夺。
在疾病的阴影下，无人能够摆脱成为医疗豪夺潜在受害者的命运。
悲观一点地说，伊丽莎白•罗森塔尔博士所倡导的反击策略，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媒体人的理想呼吁层面，而未能提出真正具体可行的实施方案。
从特朗普上台后废除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这一事件，我们便可窥见美国政治生态与立法过程的波动性和不稳定性。
而这实质上则是不同阶层间利益冲突的体现。
只是，最终为这一切买单的不过都是普通民众。
他们无法突破阶层利益屏障，因而也只能任由利益集团无情地“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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