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个世界读书日已经过去了，但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读书不是一日之功，更应该是一种沉静的坚守与恒久的习惯。
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以其亘古不变的智慧光芒，照亮了人类文明前行的航程；在纷扰的尘世里，书籍用灵动绝妙的文字砖瓦，构筑起独属于我们的精神家园。
鲁迅先生曾把读书分为“职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无论哪一种读书，都需要浓厚的兴趣和有效的方法。
浓厚的兴趣、有效的方法在哪里？在鸿学硕儒的记述里。
他们所经历的读书生涯、所总结的读书方法亲切有味、简便易行，最值得用心体会与追摹。今天，小编就带你一览7位名家学者的读书方法与意趣，一起在大师们的经验中汲取养分，充实自己的阅读时光。
01
《 吾爱吾师 》
俞宁 著
要说影响我最长久的，当数唐诗。
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母亲从韶关的外婆家把我接回北京。外婆送我们绕过一个水塘。母亲弯下腰对着我耳朵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阿婆送我情。”
回到北京，夏夜院子里，坐在父母中间乘凉。那时的市中心还有萤火虫飞来飞去，我用大蒲扇去拍打，扇出的风让它们飘得更远了。母亲说：“轻罗小扇扑流萤”。
从湿热的广东来到北京，我最能体会“天阶夜色凉如水”的滋味。
唐诗不是一本书，是一种声音。母亲的声音。清柔如暑天的微风。
父亲问我：“你怎么把‘扑[pū]流萤’念成‘瀑[pù]流萤’呢？”我说“‘扑流萤’不好听，‘瀑流萤’好听。”父亲摇摇头，说“怪来哉！‘扑’是入声一屋。仄平平。”我一头雾水。
唐诗不是书，是一个谜。父亲的谜。神秘如夏夜的流萤。
——摘自《吾爱吾师·母亲与“抖须”》
我对莎剧“不感冒”，很快传到对门包老伯耳朵里面。怹缓声对我说：“你别急。从你抱怨莎翁看，应该是有些文学潜质的。我读《麦克贝斯》，另有原因，暂时不好对你说。但你不喜欢《罗密欧与朱丽叶》却是和一般年轻人大不相同。文学作品到了极致，总含蕴着一种大慈悲。你能惋惜他们死时年轻，说明你心里是有慈悲的。但是你得想想，前些年那些抄家、打人的‘小将’们，不也就是十四五岁吗？人的生理，从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是‘发身期’，荷尔蒙激增而不平衡，在体内到处乱窜，使人的情绪不稳定，容易走极端、做出激烈而不顾后果的事情。你觉得莎翁‘差’，我觉得这正是他‘强’的地方。你看啊，两个家族明争暗斗，发身期的孩子们成为牺牲品。这多么地不公、多么地悲惨！”
这是生物系解剖学教授对于文学作品的生理解读，让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在头脑中打开了一扇窗子。
——摘自《吾爱吾师·月光皎洁只读书》
[美]俞宁《吾爱吾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02
《 从师记 》
刘跃进 著
如何研究经典？我的阅读范围很狭窄，比较欣赏下列四种读书方法：
一是开卷有得式的研究，钱锺书为代表。他也是从基本典籍读起，《管锥编》论及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等十部书，都由具体问题生发开去。据钱锺书先生自己说他读书的方法是在欧洲留学时养成的，因为当时图书馆里的书不外借，由此而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钱先生做读书笔记，总是记下读书的每一个心得。
二是含而不露式的研究，陈寅恪为代表。问题多很具体，而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启发。《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篇幅不长，结论可能多可补充甚至订正，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而充满感召力。他的研究，有的时候带有一定的臆测性，也就是他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所说，对于古人应抱有“同情的理解”。
三是探源求本式的研究，陈垣为代表。他的研究，首先强调对资料的竭泽而渔式搜集。譬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资料就二百多种。其次是研究方法，从目录学入手，特别关注年代学（《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避讳学（《史讳举例》）、校勘学（《元典章校补释例》）等，元元本本，一丝不苟。
四是集腋成裘式的研究，严耕望为代表。严耕望先生的学问是有迹可循的，他也有个先入为主的框架，但他有个框架，他不先做论文，他先做资料长编。比如他著名的《唐代交通图考》整整做了四十年。有这样的功夫，后人就这个课题而言，想超越他不容易了，最多拾遗补阙。他的体会与经验，都浓缩在《治史三书》中，值得阅读。
无论哪一种读书方法，我发现上述大家有一个学术共性，即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资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
——摘自《从师记•好诗不过近人情》
刘跃进《从师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03
《 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 》
陈平原 著
没有版本考据，没有文献征引，没有研究综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潜把玩，含英咀华，然后自说自话，根本不理会业已成型的众多“体系”。其论说姿态，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行吟诗人，或孤独的散步者。
——摘自《花开叶落中文系•童心与诗心》
首先是阅读与品鉴，而后才是论述与阐发，这种细读文本（close reading）的习惯，在宇文所安教授眼中，不是一种批评策略或理论立场，而是一种基本训练，一种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根基。
在一篇题为《微尘》（1998）的学术性散文中，宇文所安教授称：“偏爱文本细读，是对我选择的这一特殊的人文学科的职业毫不羞愧地表示敬意，也就是说，做一个研究文学的学者，而不假装做一个哲学家而又不受哲学学科严格规则的制约。无论我对一个文本所作的议论是好是坏，读者至少可以读到文本，引起对文本的注意。”（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292-29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任何理论立场都可以通过文本细读来实现；反过来，偏好宏大叙事而排斥“精细的解读”，则很容易走向大言欺世。不管你信的是哪一家哪一派，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文本”不仅仅是“史料”，除了“说什么”，还有“怎么说”，以及压在纸背的“心情”……学文学的，完全抛弃自家特长，跑到邻居家舞刀弄枪，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摘自《花开叶落中文系•有师自远方来》
其实，老一辈学者之喜欢京昆，除专业研究外，更包含优雅的生活趣味。我不觉得此举有损教授形象，反而充满了敬意。林先生曾借为李方桂先生《中国音韵学研究》重印本写序，追忆抗战中他如何带上这部大书，加上一套昆曲曲谱和一支笛子，辗转到成都复学。“（李）先生有时兴致好，学习完了就请出师母徐樱，三人一起吹起笛子唱两段昆曲。跟从先生学习的三年，那种温馨和谐的学习气氛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使我终生受益无穷。”此等读书场面，今日只能作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文人逸事”来讲述。
——摘自《花开叶落中文系•行过未名湖边》
陈平原《花开叶落中文系（增订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04
《 问学记 》
扬之水 著
我的读书生涯大约是从四五岁开始，当然是看现在差不多成了文物的小人书。那时候最常去的是王府井新华书店，地址在帅府园胡同口的拐角上，清楚记得店堂中间有一道高台阶，台阶下边是幼儿读物，台阶上边是青少年读物。大概没有过很久，我的阅读就上了台阶。当时读的书，现在想来大体可以别作两个系列，一是曹雪芹为代表的古典系列，一是以浩然为代表的红色系列。后者的影响至于七十年代，前者的影响则恐怕是一生。
遗憾的是青少年时代给我的读书时间太少太少，在没有书读的时代里，只有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总在手边，成为随便翻开任何一页都有兴趣看下去的书。当然我至今仍对它充满感激，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经常出现字音读错的过失。
一九七九年我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进入疯狂读书的阶段。这时候的问题是不懂得怎样读书。有一位常来借书的同事，是“文革”前的北大毕业生，年纪不很大，但大家都称他“老傅信”。他告诉我说：新出版的钱锺书《管锥编》，你一定要好好读。于是我马上买了来，从此成为我的入门书。以《管锥编》为入门书，并不是说我读书的起点有多高——实际上我的读书生涯已经开始的太晚了——而是说，在高人的指点下，我遇见了一部好书。《管锥编》当然不是能够一下子读懂、读透的书，它对我的意义，在于使我看到了一种读书的眼光，读书的方法和境界，知道了如何把书读活，从此就不再一本一本读书，而是一片一片读书。这是求学路上一部书给予我的一把开启宝库之门的钥匙。
——摘自《问学记•我的读书、问学与治学》
扬之水《问学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05
《 学林追远录 》
王宁 著
陆先生是一位重视继承、严守师说的学者，他对自己的老师章太炎、黄季刚两位先生的每一部书都读得很熟、讲得很透彻。……陆先生在60年代就告诫我们，要“先接受师承，再广泛吸收；先弄懂前人，再加以评判”。……
还有一次，一位年轻人发言批判汉代的声训，态度十分激昂。散会后陆先生问我：“他讲刘熙《释名》那一段，你听懂了吗？”我说：“大部分没听懂。”陆先生说：“一个人讲的东西连同行都听不懂，多半是他自己还没懂，自己真懂了就一定能把别人讲懂。《释名》都没看懂的人就批判汉代的声训，不太‘玄’点了吗？”
在陆先生影响下，我们不论读古代的注疏还是读前人的论著，都非常重视这个“懂”字，而且习惯于把能不能给别人讲懂作为自己是否真懂的检验。拿《说文解字》来说，自钟鼎之学与甲骨之学兴起后，就有人否定它了，有一段时间，批判《说文》几乎成为一件时髦的事。但陆先生总是说，《说文》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来评判是非，要看整体，它的构形和意义都是成系统的，要先弄清楚许慎为什么这样说，再考虑他说得对不对、有没有合理的地方。因此，我们从一接触《说文》起，就先把大、小徐本对校一遍，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作《说文》形义系联。系联作完后，很多看法的确起了变化。再拿章太炎先生的《文始》来说，50年代就有人全盘否定了它，但我们始终怀疑，轻易否定一本书的人，是否真读过这本书并把它看懂了。因此，我们硬是在陆先生指导下读了几遍，直到大致懂了，才开始评判其中的是非，并且给学生讲。
——摘编自《学林追远录•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
王宁《学林追远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06
《 进学记 》
黄仕忠 著
儿时喜翻连环画，忘食废寝，几乎如醉如痴。小学五年级后，开始捧一些繁体简体、竖排横排的书，半懂不懂，凭着想象和猜测，一知半解，就已满足。最盼正月作客。说作客，主要也是去二舅家，不仅有权力吃最好的东西，更要紧的是表哥藏的不少有趣的书，这时就会无保留地开放，允许看上整整一天。
进了中学，书的诱惑更强烈了。但山乡人家，难得有书。姐姐借得一本书，我们姐弟四人就围着煤油灯同看。有人看完一页，有人还没有看完，一个要翻，一个不让，争吵也就难免。只好轮着看。但大多数时候，借来的书还有别的人等着，借期最多两三天，甚至只有一个晚上，轮着也不行。为此，我们订下君子协议：谁借来，谁就有坐着翻书的权力。
在旁边看书，开始时还保持一定距离，后来就越凑越近，直到油灯烧着头发，发出“嗤嗤”的声音。几个人挤在一块，情节一紧张，人越专注，就越往书前倾靠，把坐着翻书的压得直叫唤。要不，耳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也不好受。
但我们以此为乐。
进了大学，到了书的海洋里，再也不用三四个人围着油灯争书了。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买上许多新出的好书，记下所购地点，署明年月，敲完藏书章，置之书箱，留待将来阅读。而我没有这种福气，只好借助学校图书馆和系里的阅览室。别人收藏，我则阅读，各得其乐。
读研究生，许多书必须自备了。总不能为了一二条材料，老跑图书馆。于是挤出钱来，一本本、一套套地买。每次进城，总逃脱不了书的诱惑，似乎不把最后一分钱交给书店，就不舒服。到如今，大学毕业，不能为父母分忧解愁，却得伸手要家里的资助，都是因为这该死的“诱惑”。
——摘自《进学记•书的诱惑》
黄仕忠《进学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
07
《 师友记 》
莫砺锋 著
1982年初，我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学位制度创建伊始，程先生对于培养博士生也没有经验，他决定采用集思广益的办法，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那时南大还没有实行副导师的制度），组成了一个博士生指导小组。于是郭先生成了我的业师之一，我们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不久之后，我对郭先生的印象就大为改观。以后只要一想起郭先生，《论语》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话就出现在心头。
在我于1984年毕业以前，南大中文系没有招收第二个博士研究生，在将近三年的时期内，全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
四位老师对我的指导是有明确分工的，郭维森先生负责指导我读《史记》。他指定我以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主要阅读对象，以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为参考书。读完以后，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百条读书札记，作为课程作业呈给郭先生。郭先生认真批阅，几乎在每一条札记后面都有批语，或是指出我的错误，或是指点我再参考别的著作，当然也有一些肯定的意见，偶而还有“读书有间”之类的鼓励的话。郭先生的批语都是用铅笔写的蝇头小楷，其后程先生又用红色圆珠笔增添了几条批语，也许郭先生用铅笔写批语正是一种谦逊的表示。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郭先生的批语的语气都很温和，时常出现“此条似欠妥”之类的话，这与程先生批语的凌厉直截的语气相映成趣。我一直珍藏着这本笔记本，如今这几本笔记本已成为我用来教导刚入学的博士生的“革命历史文物”。
——摘自《师友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郭维森先生》
莫砺锋《师友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5月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