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的一个清晨，福州西湖宾馆禁闭室的铁门 “吱呀”一声被推开。 “老叶，你猜他们今天给咱们准备了几顶高帽子？”满脸胡茬的贺敏学冲着墙角正在写检查的叶飞挤了挤眼睛。这位福建省副省长在幽暗光线下挺直了腰板，旧军装第二颗纽扣上还沾着前日批斗会留下的墨汁。
中国大地上正在经历特殊时期的动荡，这股浪潮同样席卷了福建。时年63岁的贺敏学早年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结下深厚渊源，他的三妹贺子珍更是曾与毛主席有过十年婚姻。但此刻这些红色履历非但不是护身符，反而成了某些人眼中有待深挖的 “历史问题”。当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被扣上 “反党集团头目”罪名时，贺敏学当着专案组的面拍案而起： “老叶带着咱们打游击那会儿，子弹可是往骨头缝里钻的！”这句话让他的批斗材料上又多了条 “顽固对抗运动”的罪状。
说来也怪，专案组审问时总爱把贺敏学与叶飞并案处理。这对三十年代就共同战斗在闽东苏区的老战友，在禁闭室里倒像是回到了游击岁月。看守们经常能听见两人用客家话争论当年某场伏击战的细节，仿佛外界的喧嚣都成了遥远的背景音。有次专案人员强行要贺敏学揭发叶飞，这位老红军抓起毛笔在材料纸上写下 “叶飞脾气大，爱发火”，倒让审问者面面相觑——这究竟是认罪书还是功劳簿？
铁窗里的日子终究难熬。贺敏学后背的旧枪伤在阴冷牢房里反复发作，那是1934年第五次反 “围剿”时留下的纪念。妻子李立英探监时看到他佝偻着身子写检查，指甲缝里还渗着墨迹，忍不住背过身抹眼泪。但老红军有他的倔强，某日趁着秘书送换洗衣物的机会，他悄悄塞了张字条： “告诉立英，就说我当年在永新县坐国民党大牢都没怕过。”这话传到家里，正在给周总理写信的李立英又气又笑，笔尖在信纸上洇开一朵墨花。
转机出现在1967年早春。李立英辗转托付外甥女李敏转交的信件终于摆上了中南海的办公桌。周总理握着电话听筒沉吟片刻，转身走向菊香书屋。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听闻贺敏学近况后放下毛笔： “敏学同志井冈山时期就带着农民自卫军打县城，这样的老革命怎么会反党？”这句定论化作电波传到福州时，关押贺敏学的军管会负责人惊得打翻了茶杯——他们哪知道眼前这个 “顽固分子”，竟是毛主席亲口认证的 “好同志”。
重获自由那天，贺敏学特意把被抄家时扯破的军装补好穿上。路过省委大院时，他驻足望着墙上新刷的标语，突然扭头对来接他的司机说： “去老叶家看看，不知道他的老寒腿犯没犯。”汽车在三月细雨中驶过西湖，后视镜里映出老人斑白的鬓角，像极了当年永新暴动时城墙上的霜花。
历史总爱跟人开玩笑。当年在井冈山，贺敏学指挥农民自卫军为红军守住第一个根据地；三十多年后，还是那个敢打敢拼的 “贺大炮”，在特殊岁月里用另一种方式坚守着革命者的尊严。据说后来有人问及这段经历，老爷子总摆摆手： “主席都说我是好同志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