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全国结婚登记181万对，离婚登记63万对。相比去年一季度结婚登记数减少了15.9万对，离婚登记数增加了5.7万对。按这个速度继续下去，离婚数很快有望超过结婚数。
今年一季度中国结婚登记数量同比下降而离婚数量上升的现象，是多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咱们大致可以从下面这几个方面详细看出：
一、结婚率持续下降的核心原因
人口结构转型
适婚人口基数减少：1990年代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率下降，当前25-34岁适婚群体规模逐年缩减，直接拉低结婚登记总量。
性别失衡加剧：长期性别比失调（2022年男性比女性多3237万），经济欠发达地区男性择偶竞争激烈，部分群体被动推迟或放弃婚姻。
经济压力抑制婚育意愿
高房价与婚姻成本：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普遍超过20倍，"有房结婚"的传统观念迫使年轻人长期储蓄或依赖父母，婚龄显著推迟（2022年初婚年龄逼近29岁）。
就业不确定性：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16-24岁失业率2023年一季度达19.6%），经济基础薄弱导致"恐婚"情绪蔓延。
个体价值观重构
教育普及与自我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女性独立意识增强，更多人选择优先职业发展或非婚生活方式。
婚姻祛魅化：同居、独居等替代模式被接受，民政数据显示非婚同居比例十年间增长近3倍。
二、离婚率攀升的驱动因素
制度松绑与观念变迁
离婚程序简化：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短期离婚量下降，但长期看法律对离婚自由的保障降低了社会心理障碍。
污名化消解：80、90后更视离婚为理性选择，2022年诉讼离婚中女性原告占比超70%，反映经济独立后的主动抉择。
婚姻质量要求提升
情感需求升级：从经济互助转向情感满足，家暴、冷暴力等零容忍度提高，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涉家暴案件年均增长15%。
代际矛盾激化：421家庭结构下，育儿理念冲突、婆媳矛盾等成为离婚诱因，约20%离婚诉讼涉及多代同居纠纷。
经济波动加剧家庭风险
疫情后遗症：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家庭收入骤降，2022年涉疫离婚咨询量同比增长40%。
资产配置分歧：房产、投资等财产纠纷占离婚诉讼案的65%，经济压力直接考验婚姻韧性。
三、政策应对与社会趋势展望
短期措施：部分城市试点婚育补贴（如杭州向三孩家庭发放5万元）、保障性住房向新婚家庭倾斜等经济激励。
长期治理：需推进性别平等（消除就业歧视）、完善托育服务体系、重构婚恋教育体系，从根本上缓解婚育焦虑。
社会形态演化：单身经济规模突破5万亿，多元家庭模式可能催生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需求。
数据表明，中国正在经历与日韩相似的婚育模式转型，但户籍制度改革、乡村振兴等独特变量或将塑造差异化的演变路径。未来十年，婚姻制度的社会功能可能进一步弱化，个人生活选择与国家人口战略的平衡将成为政策焦点。
总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存在，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都会有一个结果。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都不必过分的焦虑，安安静静努力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是最直接的爱国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