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东南亚工厂里那些不愿加班的工人，我总想起老家村口晒太阳的老人们——他们捧着椰子，眯着眼，像看外星人似的打量着匆匆走过的厂区主管。
这片土地上的时间流速似乎和财务报表上的增长曲线永远对不上号，当中国老板对着停电的车间跳脚骂娘时，本地工人正蹲在铁轨边分享一包炸香蕉，笑声能掀翻棕榈树的叶子。
我见过北江工业区下班时的摩托车洪流，年轻女孩的奥黛裙摆扫过富士康的厂牌，她们宁可少拿半天工资也要赶去河内的咖啡馆约会。这让我想起东莞电子厂里那些为加班费抢破头的同乡，他们永远不懂为什么缅甸工人拿到周薪就消失三天——直到我看见莱达雅寺庙的水池里，工人们把硬币抛向佛像的神情，比中国车间组长数年终奖时虔诚十倍。
跨国公司总爱把东南亚称作“下一个世界工厂”，可没人告诉这些华尔街精英，热带阳光早把这里的人晒出了另一种生存哲学。越南房东数房租时笑得像丰收的农夫，柬埔寨制鞋工宁愿少赚五美元也要准时参加妹妹的成人礼，这些在KPI表格里被标记为“低效”的细节，恰恰是流水线上最鲜活的反叛。
当中国厂长抱怨“1500人干不过国内600人”时，他大概忘了自己二十年前也是揣着饭盒蹲在工地吃冷馒头的打工仔。如今我们带着流水线和管理学来开疆拓土，却意外撞见了曾经那个宁可饿死也要守着三分地的自己。
米瑞翻译着领导骂人的话时，缅语里那些柔软的尾音像给钢刀包上了绒布，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智慧？我看着胡志明市的摩天楼倒映在湄公河的浊浪里，突然觉得所谓经济奇迹，或许该是让工人理直气壮地说出“钱是用来花的”时候，老板们终于学会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