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一位中共特工自香港来到北平，穿上了心心念念的人民解放军军装，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诗：
“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颜开。”
这位中共特工就是我党安插在汪伪政权内部的“窃听器”，秘密战线上的英勇战士，卧底敌营整整15年的李时雨。
李时雨是黑龙江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大学时就被派往东北军中卧底，主要任务是秘密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令人意外的是，李时雨拥有出色的从政天赋，竟然在全面抗战爆发时当上了天津租界地区的最高法院检察官。
1939年，地下党组织交给了李时雨两项重要任务，一是将电台机件转移出天津租界，二是营救被关进监狱的冯骥同志。
彼时的天津租界已经被日军封锁，普通人进出租界都十分困难，要转运目标极大的电台机件，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李时雨接受任务以后，将电台机件分成三部分，用不同的方式分批转运出了租界，顺利完成了组织交代的任务。
至于营救冯骥同志的问题，李时雨利用职权之便找到冯骥的卷宗并将之销毁，然后宣称是被日军炮弹炸毁，法院院长害怕被追责，只能大事化小，以无罪的名义偷偷释放了冯骥。
原本李时雨一心想要上战场杀敌，但是经过这两件事后，李时雨认为潜伏在敌人内部更有意义，于是专心开展潜伏工作。
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后，为了建立伪政府，在全国各地搜罗人才，李时雨趁机打入汪伪政权内部，成为陈公博的亲信。
陈公博是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也是汪伪政权立法院院长，李时雨能够获得陈公博的青睐，与一次立法院会议有关。
在那次立法院会议上，李时雨积极发言，所谈内容充满了专业法律知识，陈公博当场对李时雨刮目相看，之后便开始拉拢李时雨。
有了陈公博的帮助，李时雨在汪伪政权内部官运亨通，先后出任司法处处长和军法处处长等职，可以频繁接触核心人物。
在与汪伪政权各类人物接触的过程中，李时雨秘密搜集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如1941年日伪军“清剿”新四军作战计划。
李时雨窃取该计划以后，立即将情报传递到新军军部，新四军按照情报提前转移，最终让来势汹汹的日伪军扑了个空。
汪精卫病死时，李时雨又取得周佛海的信任，成为上海伪警察局司法处处长，由此掌握了蒋介石与周佛海勾结的证据。
国民党接收上海前夕，上海伪保安团为了表明诚意，准备秘密打击中共党组织，李时雨在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同时，又利用上海警备松懈的契机，偷偷解救了抗联游击队政委杨树田。
全面抗战胜利以后，余祥琴拉拢李时雨去投奔国民党军统的戴笠，李时雨不敢擅自答应，于是上报党组织征求意见。
李时雨没有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经验，担心登高易跌重，就向党组织作了说明，没想到组织上给出的回复是：
“放心大胆的去做，组织上会派人配合你行动。”
就这样，李时雨又在国民党军统内部卧底了三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才辗转回归组织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