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马远《竹涧焚香图》 资料图片
宋·洪刍《香谱》 资料图片
宋·赵佶《文会图》，体现文人焚香场景。资料图片
书房是文人的小天地，除了经史子集和文房四宝这些功能性的硬件以外，还要有各式各样的小物件去装饰、点缀这方天地，以共同构成充满“闲趣”的文人空间。因此，书房往往会聚合众多的元素，“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贯云石《神州寄友》)，都是书斋中充满雅趣的时刻。此外，桌上有氤氲的香炉，手中有把玩的杂件，瓶中有插好的花，也都是文人读书之余所追求的享受。文房趣味涵盖极广，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在同一个空间中存在、交融，并在整体上形成一种“联觉”的趣味。
古代文人不仅想方设法让书房变得“有意思”，还试图把所有这些“闲事”都做成学问。譬如瓶花，它不仅是桌前的一抹色，而且是文人在案头所养的一个枯荣世界，花开成景，花落成诗，一枝一叶都有讲究。南宋吴自牧引用谚语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梦粱录》卷十九)所谓“累家”，是与“行家”相对的称呼，指门外汉。明明是“闲事”，却发展出专业化、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形成了只有行家才能玩得转的文化圈子，这也是宋代物质文化史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作为“四般闲事”之首的“烧香”，在两宋时期自然也越来越专业。随着陆上、海上丝路贸易的不断拓展，宋人对域外香材更加熟悉，进一步厘清了香料的本草名物和物质特点。以常用的沉香为例，宋人整理出“四名十二状”(丁谓《天香传》)，沉香按密度可分为沉水、栈香(半沉)、黄熟(不沉水)；按结油形态可分为黄蜡、昆仑梅格、乌文格、茅叶、伞竹格、鹧鸪斑等。对从婆罗洲等地进口的龙脑(一种樟科植物的天然树脂结晶)，宋人将它分为二十余品，如米脑、片脑、梅花脑等，系统庞杂；而对原产于阿拉伯、索马里等地的乳香，周嘉胄《香乘》记有十三品。在这样繁复的体系中，要把香玩到高水准，非大行家不可。
同时，两宋时期的文人，还从意趣出发，对隋唐以来以“沉、檀、脑(龙脑)、麝”为骨干的合香框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形成了具有宋代特色的“文人合香”体系。在这一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苏轼、黄庭坚、丁谓、韩琦、梅尧臣、陆游、杨万里等文化领袖参与建构和改造，加之宋徽宗、宋理宗等帝王积极响应，宋代香文化因而具有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两宋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香文化发展的高峰。
重拾兰蕙：宋代香文化中的“复古”思潮
和世界上所有“香料文明”一样，中国传统香事最早使用的是本土香料。《诗经》《楚辞》中那些美人如诗、草木如织的词句，提及的大多是本土的香花香草。泽兰、蕙兰、江蓠、白芷、木兰、秋菊、零陵、藿香以及当时被认为具有灵性的松柏，都是先秦时期的主流香料。先秦贵族的生活与香为伴，他们沐浴兰汤、携带香草，甚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这一方面是缘于人类对美好气味的本能偏好，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古人将外在的香气与内在的美德关联起来，并将其固定为文化符号。
汉魏之际，中国的香料体系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域外的香料大量进入中国，沉香、檀香、龙脑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等香料在人们的鼻尖上写出绚烂的诗章，迅速征服了贵族和士大夫们挑剔的嗅觉。香料天然不是沉、檀，而沉、檀天然是香料的观念逐渐流行。沉香中超过100种挥发性芳香物质构成了它沉静、温润、富于变化的气调，从汉魏时期算起，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东方人都未找到能够完全替代它的物质。可以说，沉香呋喃、倍半萜等高芳香化合物在当时对中国本土的香料形成了“降维打击”，逐渐在中国的香料体系中占据主流的位置。南朝范晔在他的《和香方序》中列举了各种香料的缺陷，“甲煎浅俗”“零藿虚燥”“枣膏昏钝”，唯有说到沉香的时候，范晔认为“沉实易和，盈斤无伤”，其厚此薄彼，可见一斑。
在此后的隋唐时期，中国传统香事建立起以“沉、檀、龙、麝”为骨架的“四合香”体系，甲香、安息香、苏合香、乳香等香材的使用频率则居于第二梯队，这无疑是当时的人们忠诚于自身嗅觉偏好的结果。唐是绚烂的世界帝国，天可汗富有海内，长安西市混合了寰宇之内最奢靡的气味，从“唐开元宫中香”“化度寺衙香”等传世香方中，可以看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唐人倾向于使用那些“最好闻”的香料，沉、檀、龙、麝、甲煎的用量都很大，唐香的气调华丽而浓稠，恰如唐代宫廷所使用的大型金属香炉。法门寺地宫中“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体形巨大、线条繁复、气势恢宏，看上去就有富贵之气，其中熏燃的香自然也要与之相匹配。杜甫诗云“朝罢香烟携满袖”(《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王维则说“香烟欲傍衮龙浮”(《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述的都是当时宫廷用香的场景，富丽堂皇的香味充满朝会的大空间，这些诗句所吟咏的很可能正是“唐开元宫中香”。明代周嘉胄谈到时人对熏香的痴迷时说：“每谓霜里佩黄金者，不贵于枕上黑甜；马首拥红尘者，不乐于炉中碧篆。”(《香乘·自序》)相对而言，唐人对“枕上黑甜”的理解更加直接，追求单纯的嗅觉享受。
但在两宋时期，文人所主导的嗅觉审美出现了明显与唐代不同的倾向。首先，宋人是知道如何使熏香更“好闻”的，他们制作合香比唐人更细致。举例而言，唐代香方中提到沉香时只有“沉香”这一个称谓，而宋代的“雍文彻郎中衙香”在单一香方中提到沉香时就使用了三个称谓，其香料部分说：“沉香、檀香、栈香、甲香、黄熟各一两，龙、麝各半两。”(陈敬《陈氏香谱》)“沉香”“栈香”“黄熟”是不同密度的沉香，结油量多的沉香入水可沉，就叫“沉香”或“沉水”；结油量中等、半沉半浮的是“栈香”，完全浮于水面的是“黄熟”，三名同用，可见宋人已经清楚地知道，将不同的沉香拼配在一起，不仅性价比更高，还可以提供更好的嗅觉体验，这与当代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香制作技艺也是一致的。
宋代香文化并未沿着隋唐华丽浓艳的路径继续前进，而是决定“反叛”前代的嗅觉审美。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宋香中大量使用了甘松、零陵、藿香、白芷、玄参等草本香料，甚至连泽兰这种在熏燃中味不甚佳的香料也重新进入了宋人选择香料的视野之中。换言之，宋代合香选择越过隋唐，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的一些香料传统。这种选择与当时社会的整体思潮有关，两宋在政治军事上形势比较被动，孱弱的军政催生出迫切的自我证明需求。
宋代在文化上是推崇复古的，这也反映在作为“闲趣”的香文化上。两宋香具以瓷制为主，线条简单、颜色素净，除了博山炉、雁形炉、狻猊香炉等传统造型以外，宋代最主流的香炉造型多取自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鼎式炉、鬲式炉、簋式炉、奁式炉等。“琢瓷作鼎碧于水”(杨万里《烧香七言》)，很大程度上，宋人正是以先秦祭祀器的造型，宣誓自身在文化上的“正统”地位。
而在熏香的气味上，宋人推崇“清远”，以清明高远的山林之气为尚。文人士大夫对以皇权为代表的世俗权力保持着一种既亲近又疏离的复杂态度，出世的山林是他们的灵魂的暂栖之所。黄庭坚对“黄太史四香”中“深静香”的评语是“此香恬淡寂寞，非世所尚”，而对“韩魏公浓梅香”的评价则是“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黄庭坚是北宋“香圈”的核心人物，他的评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嗅觉审美倾向。两宋文人当然沉醉于“枕上黑甜”，但他们会刻意制造出不同于前代的气味，让香味变得“非世所尚”，追求背离一般性喜好的嗅觉审美。
综观宋代香方，宋人有时以玄参、藁本、牡丹皮等香料，让香氛中带有“药”的感觉，清甜与微苦交织；有时以甘松入香，用败酱科酸臭的“豆豉味”赋予香气更丰富的内涵，这些常人看来“不美好”的气味，展现了两宋文人孤高独立的群体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士大夫刻意避免沉浸于纯然的美好气息之中，以至于听不到夜半敲窗的民间疾苦之声。“复古”是他们选择的具体方式，那些传承自先秦的古老名称本身就给人一种传统的认同感，草木香料又天然与“山林”有关，于是它们成了宋代“文人香”重要的香料来源，而“复古”则成为宋代香文化的基调之一。常州博物馆中有一块著名的“中兴复古”香饼，出土于常州武进村前乡的南宋墓，据专家考证，该香饼为御用的内家香，“中兴复古”四字印文明确地指出了宋香以古为尚的倾向，下至普通士人，上至天潢贵胄，都被包罗在一种“复古”的思潮之中，从香具、香方、香评中都可见之。
此香应是不寻常：宋香中的“新意”
宋代香文化以古为尚，并不意味着对古代的复刻，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基础较之先秦已然发生巨变，正如学者们在关于“唐宋变革论”的探讨中不止一次指出的，两宋“富民社会”以发达的海上贸易和商业发展为基础。随着域外的物资大量涌入，作为香文化物质载体的香料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优质和丰富，当时人们的嗅觉审美自然也不可能倒退回先秦时期。因此，宋代香文化在沿袭了“大四合”体系的同时，也悄然发生了许多变化。
两宋“文人香”允许一些不寻常的合香思路，不再遵守此前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比如，作为办公用香的“衙香”讲究中正平和，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衙香”必有沉香。沉香作为香中阁老，特点是沉稳大气，几乎可以与任何香料搭配而不突兀，用在衙香中有功无过，最为合适。但到了苏轼这里，就有“苏内翰贫衙香”：“白檀香四两、乳香五粒、麝香一字、玄参一钱。上先将檀香杵粗末，次将麝香细研，入檀，又入麸炭细末一两，借色与元乳同研，合和令匀，炼蜜作剂，入磁器实按密封，埋地一月。”(陈敬《陈氏香谱》)
在诸多《香谱》中，这是唯一不用沉香做君香的“衙香”香方。苏轼将这个方子命名为“贫衙香”自然是一种调侃，对于他这个阶层的人来说，沉香固然价值不菲，却也是常用之物。苏辙生日时，正在海南任上的东坡居士还为弟弟寻来高品质的沉香山贺寿，并作《沉香山子赋》。他岂能真用不起沉香？更为合理的思路可能是：苏轼的“贫衙香”是对香事传统的一种改造。他从佛教香那里吸收了“檀、乳相和”的搭配以后，凭着自身不拘一格的个性，将这一合香思路用在衙香上。而苏轼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使当时和后世的香事爱好者都接受了一件事情——衙香中可以没有沉香。
许多人或许会有疑问，一个配方之中删去沉香，或许就只是合香师灵机一动，它一定能代表宋代香文化的整体倾向吗？实际上，当代学者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已经从“苏内翰贫衙香”的背后发现了宋代香文化消费的“大宗物资”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学者温翠芳在《从沉香到乳香——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进口的主要香药之变迁研究》中就明确指出，有文献记录的宋代乳香的朝贡贸易量就超过71万斤，单次贸易超过1万斤的次数很多，最多时单次朝贡超10万斤，是所有香料中贸易量最大的。而在唐代，沉香才是贸易量最大的香料。
“从沉香到乳香”的变化，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方面，唐、宋政府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唐代政府是香料的消费者，域外朝贡的沉香主要是被皇室和贵族消费；而宋代政府是香料的贸易者，朝贡贸易得来的乳香经过转手交易，大量进入民间，被平民消费。宋代社会中下层的消费能力在商业体系健全以后得到了更充分的释放，相对廉价和易得的乳香，用量自然会超过更稀缺、更昂贵的沉香。另一方面，来自阿拉伯、波斯的医学知识，以及来自西方世界的宗教推崇，也都助推了乳香在中国的流行。丝路贸易不只带来了物质的交换，更推动了思想与观念的交融。从这种意义上看，苏轼显然属于士大夫阶层中乐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那一批人，他的嗅觉审美中，有着“九衙尘里任逍遥”的不羁洒脱，但他在香方上的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以社会经济的整体变化为背景的。
另一个有意思的香方，是“辛押陀罗亚悉香”，其方为：“沉香五两、兜娄香五两、檀香三两、甲香三两(制)、丁香半两、大芎半两、降真香半两、安息香三钱、米脑二钱(白者)、麝香二钱、鉴临二钱(另研，详或异名)。右为细末，以蔷薇水、苏合油和剂，作丸或饼，爇之。”(周嘉胄《香乘》)“辛押陀罗”是一个古代音译名，按今译则应是“谢赫·阿卜杜勒”。他是当时世居广州的阿拉伯贸易家族成员，曾筹款参与广州府学的建设，也是外国人聚居区“番坊”的坊长，还曾被宋神宗敕封为五品归德将军。阿拉伯地区的香文化也很发达，但辛押陀罗选择用一种典型的中国方式来做一种中国合香——有沉、有檀、有龙脑，“大四合”占其三，安息香和丁香是唐宋香方中常见的香材，此外，他在香中还加入了道教香常用的降真，佛教香会用的兜娄，文人香爱用的芎，最后用故乡的蔷薇水(玫瑰精油和纯露通过阿拉伯海商传入中国)配合苏合油作为和剂。正是因为整个宋代社会对海外贸易持开放的态度，视舶来品为寻常，身为异域人士的辛押陀罗才有机会进行这种有趣的嗅觉创变，在中国香文化的历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痕迹。
与古为新：两宋香文化审美的“意合”特质
两宋香文化在从先秦至隋唐香料体系的基础上，赋予了“合香”更丰富、深邃的文化含义。香文化的核心要素由“气”转向“意”，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气质是契合的，两宋香文化的嬗变与创新也在于此。宋香中的那些“新意”，最终汇聚在一起，成就了香文化的整体嬗变。宋代香文化在继承并超越前代体系的基础上，诞生了自己最核心的审美特质——“意合”。简而言之，就是两宋“文人香”特别重视文化阐释，比起现实中从香炉里飘出的味道，士大夫们更重视香的“意境”。
《陈氏香谱》中专有一卷谈凝和花香，这些香方很好地体现了宋人“重意”胜于“重气”的特点，比如“杏花香”的方子是：“附子、沉、紫檀香、栈香、降真各十两，甲香、薰陆香、笃耨香、塌乳香各五两，丁香、木香各二两，麝半两，脑二钱。”以现代科学经验为依据，这个香方中的诸多香料，肯定合不出真实的杏花香气。实际上，大多数鲜花中的芳香物质都只能在常温下还原，一旦进入炉中加热就会“失真”，就像我们吃冰糖炖雪梨的时候，能够辨别出梨的香甜，可是加热过的梨汤和未经加热的鲜梨却是不同的味道。花香的复原是整个中国古代香文化共同面对的难题，一直到现代香水工业引入超临界萃取技术，才部分得以解决。宋代香事当然也无法超越时代，但两宋文人有自己描摹花香的方式——意合香，他们用常用的香料组成大复方，以类似中国画的写意方式虚构出花来。
宋人制梅花香，宛如画图。龙脑和白檀的凉意象征冬日的白雪，而丁香和麝香则是图卷中浮动的暗香，“雪中春信”就是这样做的。不同的合香师对“梅花”这一主题可以有不同的理解，“韩魏公浓梅香”中加入了腊茶和郁金，而“李元老笑梅香”则加入荔枝皮、白及和肉桂。宋人爱梅，梅花香方是凝和花香中数量最多的组方，这些“梅花香”每一种都不同，有的甘甜，有的清苦，有的加入符号性的梅花蕊，有些直接加入微酸的白梅肉。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各自的梅花香，千人千面，各自阐释，这也是宋代文人合香最核心的特质。合香因此具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如同诗、画一样，从此承载了更多的文化意涵，合香师则成了在空气中写诗的人。“文人香”制作时的思考方式与写诗、作画很相似，都以“得意忘言”为上，这是“文人合香”的真谛之一。当你试图调出一款杏花香的时候，忘记杏花本身的气味，只要记得春日杏林里温暖的阳光、脂粉一般的感触，然后用“落英缤纷”来点题，就成了一首用气味写成的诗。
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嗅觉审美上以“意境”为先，但绝非凭空挥毫。香文化的这种“由实向虚”的转变是有物质基础的。宋人的香料认知体系，随着社会发展和丝路贸易的推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越了前代。
两宋香事中“意合”有一个前提，就是宋人对常见香料的物质属性和香气特点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还是以梅花香为例，只有当人们对檀香和龙脑的“凉”达成共识，梅花香中以檀香来模拟“冰雪”才是一种能得到普遍认同的表达方式。滕岑《梅花》诗中就提到了檀香与冰雪的关联性想象：“论白人惟议冰雪，言香佛亦取旃檀。旃檀冰雪固大好，只恐将渠比并难。”梅与雪，在宋人的文化视野中具有很强的事实(季节)与精神(品性)关联，梅花香自苦寒来，梅的“秉性”之中被赋予的坚忍、孤傲等特质，都与环境有关。因此宋人合梅花香，往往会由“雪”入题。梅花香是复杂的，它虽然有诸多变化，大部分时候都会按照制香的“法度”来进行配伍。沉香、檀香、丁香、麝香、樟脑、木炭等材料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和合，最终形成统一的气调，这也是中国古代合香最常规的方式。
两宋文人还钟爱一些“不走寻常路”的香，譬如柏子香，方子特别简单：“柏子实不计多少，带青色未开破者，右以沸汤焯过，酒浸密封七日，取出阴干烧之。”(周嘉胄《香乘》)烧柏子并不是为了嗅觉享受，而是追求一种“山中高士”的淡泊意境。苏轼诗云：“铜炉烧柏子，石鼎煮山药。一杯赏月露，万象纷酬酢。”(《十月十四日以病在告独酌》)苏辙则有：“客到惟烧柏子香，晨饥坐待山前粥。”(《游钟山》)士大夫将山中随处可见的柏子与昂贵的沉香、麝香等香料相提并论，暗含着安贫乐道的意趣。其实，无论是苏轼还是苏辙，日常都有用香的习惯，沉、檀、脑、麝他们应该消费得起，只是用柏子香来表达自己“出世”的情怀罢了。
从唐末开始，僧房中常用柏子香，因为柏子生于山中，落于山中，不带红尘烟火，唐彦谦《题证道寺》说：“弯环青径斜，自是野僧家。满涧洗岩液，插天排石牙。炉寒余柏子，架静落藤花。记得逃兵日，门多贵客车。”柏子象征着“世外之境”，与世俗的权力、欲望、纷扰是相对的。入宋以后，柏子香因为香方简单，其含义也得到了“二次开发”，禅宗追求“简素”而不喜繁复，与儒、道两家思想互有渗透，像苏轼这样儒释道融通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会从简单的柏子香中感受到更多“修行”的意味。“香炉柏子灰”象征着世界的寂灭、终极的宁静，白玉蟾诗云：“茆屋萧然诗满怀，一天风雪白皑皑。身如纸帐梅花梦，心似香炉柏子灰。”(《晓醒追思夜来句》其二)某种意义上，柏子香是梅花香的一种精神倒影，当人们体会过所有繁复华丽的香调，最终会在一炉柏子中找到自己的宁静与永恒。
因此，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柏子香的气味并不是全部，他们用自己关于世界本质的思考补充了它缺失的部分，这也是一种“意合香”。整个中国传统香事，因为有了这样的特质，才与埃及、两河、印度等其他香料文化有了根本的不同。 (作者：袁晶，系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