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事（1912—1928》是历史学家王笛的历史非虚构新作。
本书以宏大的视野展示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中国参加一战、新文化运动、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等重大事件，而且从西方人的视角观察1912—1928年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在中国的西方作家、学者、记者、外交官、旅行者，如芮恩施、杜威、鲍威尔、赛珍珠、司徒雷登、史迪威、阿班等人，从北京、南京、上海到广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记载了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民生百态的深入观察和了解。这些西方观察者的个人记录以及西方媒体对个人的采访，是从他们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中国，有细节、有故事、有感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大事件后面个人命运和体验的缺失，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态度，让西方世界听到了中国人民的声音。
1931年，赛珍珠最重要的作品《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里和大家分享王笛新作《中国记事（1912—1928）》第 7 章关于赛珍珠的故事。
赛珍珠。摄于1932年。
资料来源：Genthe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下文节选自《中国记事（1912—1928）》，作者王笛
著名文学家赛珍珠（Pearl S. Buck）在江苏镇江长大，1917年她结了婚以后，才搬到安徽南宿州。她的丈夫卜凯（John Lossing Buck）是中国早期研究农村的开拓者之一，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进行农村调研考察，根据调研资料，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研究。如1922年，卜凯在安徽芜湖考察102个农户的经济，发表了《中国安徽芜湖近郊102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卜凯指导学生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个农家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来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Chinese Farm Economy）一书，是最早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专著。在南宿州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农业改良试验和推广工作。而赛珍珠则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的各种人，她对妇女和家庭的观察特别仔细。在南宿州的生活，为她以后写下那著名的《大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学家笔下的华北小城
赛珍珠以前从未到过华北，感觉与江南完全不同，自然景色对她来说很陌生。因为这里不再有宽阔的长江和绿水青山。从窗口望去，高高的堤岸上屹立着威严的城墙。四方形的城墙上，每个拐角处都有一个砖塔，墙下是一条护城河。巨大的木头城门是用铁板加固的，昼开夜闭，以防土匪和散兵游勇。
在城墙和护城河外，是一望无际的原野，上面点缀着村庄，那里的农舍是用泥土垒起的。在冬天，看不到一丝绿色，土地和房子都是一种颜色，甚至所有的人也都是一种颜色，赛珍珠说是“阴郁的暗褐色”，好像是永不停息的风，“把微尘刮进了人们的皮肤之中”。
在赛珍珠看来，当地的妇女们好像从不洗脸、洗衣服。她发现，她们是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倘若一个妇女打扮得很整洁的话——头发后梳，很光滑地盘起，穿的不是普天一色的沙土色或淡蓝色粗布衣，而是其他什么颜色——那她就会被疑为妓女。”按照赛珍珠的观察，“本分的妇女都以不加修饰为自豪”，以示她们不在乎自己在男人眼里的形象，“因此是贞节的”。
甚至从女人的外表看来，对于赛珍珠来说，贫富区别也不是很明显，甚至“要想分辨孰富孰贫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富家女子通常把她们的绸缎衣服穿在那灰布里面。所以从表面上看去，她们一点也不比一个普通农家女富有。当赛珍珠看到千人一面时，总觉得懊丧，“这种心情我至今犹记”。她曾抱怨在南宿州散步毫无意义，“因为即使你走出城外十英里，所见到的也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春天到来时，所有景物忽然在一夜间变得美丽了，不由地想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杨柳吐绿，花儿红白相间，煞是好看。当天气渐暖，空气干燥明亮，目光所及之处，湖光潋滟，山丘起伏，如临仙境。晚上，迷人的月光洒在城墙上，泻进墙外的河水，如梦如幻，不知身在何方。这不就是戴叔伦《兰溪棹歌》中“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的景色吗？
哪怕是在很多年以后，这座小城不断浮现在赛珍珠的脑海里，虚虚实实，美轮美奂。赛珍珠回忆道：“也正是在这个华北小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了中国街道夜半时分的奇美。”街道都是很宽的土路，街道两旁排列着低矮的平房，有砖房，也有土屋，商店作坊，铁匠铺和白铁铺，糕点店和茶水店，干货店和糖果店，凡生活所需，应有尽有。“走在这昏暗的街上，透过两旁敞开的院门，我可以看到一家家聚在桌旁吃晚饭，用蜡烛或豆油灯照明。我感到，这是在我童年之后最深入中国百姓的时刻。”
她看到这个小镇的街上，从早到晩，行人川流不息。“一大早就有身穿蓝布褂的农民，有时还有他们打着赤脚的健壮的妻子，肩挑满满两大圆筐带着露珠的鲜菜或是两大捆干柴草来到镇上。一队队踏着碎步的小毛驴，背上驮着长长的大面袋或米袋，嗒嗒地从这儿走过，因承受负担过早过重而脊背凹陷；有时，驴子的鼻孔剧烈地抖动着，为的是能在这残酷的重压下，喘气更快一些。”
她还可以听得见手推车吱吱呀呀一路尖叫，“因为这是推车人为讨吉利而有意让车子发生的欢唱”。推车的基本上都是些壮汉，赤裸着上身，露出一身结实的肌肉，“黑里透红的脊背在上午的骄阳的照射下淌着汗水，一条长长的蓝布车袢横过双肩”。
但是，有的声音就不那么悦耳动听了。有时突然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那是捆在手推车一边的一口大肥猪，它猛劲儿地蹬着腿，愤怒地发岀声声凄厉的惨叫”。
人们还经常会看到，车上会坐着一个乡下老太太，她是到镇上买东西，或者走亲戚。“她身下垫着褥子，坐在车的一边，车的另一边是一两只公鸡，一小捆大蒜，一篮子烙饼，一把大油伞，还有一两个孩子。”
总之，一辆手推车什么都可以运载：“巡回布道的瘦弱的传教士，以及他的书籍、行李和可以吃上六个星期的食物；或是两篓鸭鹅之类呱呱乱叫的家禽，它们伸着长长的脖子，从编得稀稀疏疏的竹篓里探出头来，兴奋欣赏着路边的景色。”
似乎赛珍珠非常喜欢看街景，好像看电影一般，街上人来人往，就是永不相同的电影镜头：“掉了牙的老汉们微笑着从我住的街上蹒跚而过，黑红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稀疏的白发编成辫子，再用一根长长的黑头绳扎起。他们互相关切地询问着什么时候吃的饭之类的问题，以此来打发时光——这是在经常闹饥荒的土地上产生的一种现象。”
由于军阀割据，南宿州的平静被打破了，连年混战，人心惶惶。各路军队都声称是在“剿匪”。城中医院总是挤满了伤兵。每当打仗的时候，赛珍珠一家就跑到里屋，躺在墙角，等枪声走远后再出来。“无论如何，窗口是不能站的”。
战斗通常在天黑时结束。如果碰上下暴雨，人们的紧张心情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些，因为交战双方就会鸣金收兵，各自回营，以免淋湿衣服。一有战事，就会关闭几个主要城门，所有伤兵都是通过边门运进城的。
赛珍珠还观察到，其实军阀并不想全力打仗，他们总是找出各种借口休战。事实上，他们回避全力拼杀，而是用计谋战胜对方，如像鸿门宴一样，在议和宴会上出其不意地将对方干掉，这样战争就能暂告结束。“到后来这种小打小闹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们都已习以为常，不再害怕，只要谨慎一些就行了。”
《纽约时报》关于赛珍珠去世的报道。
资料来源：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73。
贫穷与职业乞丐
南宿州城中有很多乞丐，通常是职业乞丐，他们靠乞讨为生，特别是佛教徒的施舍。让赛珍珠不能忍受的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乞丐，用这个方式来生存。一天，她在一个胡同口遇到一个乞丐，大约17岁，向她讨钱。
赛珍珠问：“你为什么要当乞丐？”他吃了一惊，低了头，嘴里咕哝着他总得吃饭。“你为什么不去做工？”她又问。“谁会让我做工呢？”他说。她说：“到我家去，我给你一把锄，你可以在我花园中锄草。”她领他到家，看到他不情愿地接过锄，他问：“我要干多长时间才能拿到钱？”她告诉他：“干到中午，给你足足购买两碗面条的钱，干到晚上，我给你一天的工钱，总之多劳多得。”
他一个上午几乎没做什么，赛珍珠给他付了钱，告诉他吃过饭再回来。他没再回来。直到半年后的某一天，赛珍珠在城的另一头的街上碰到了他。他伸手讨钱，当看清是这个外国女人的时候，“一张蜡黄的脸上满是惊恐，一句话没说就走开了”。
赛珍珠还讲了另外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一个圣诞节前夜，她听到后门有一个孩子的声音，开门看时，发现一个大约八岁的小男孩正站在台阶上。饿得皮包骨头，只穿一件小夹袄，长得挺可爱，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看着她。
“你到这儿干吗？”她问。“他们说你们家里今天请客，我想你会拿些剩饭给我吃的。”他可怜巴巴地说。“你父母呢？”“我没有。”“你总有个家吧？”“我没家。”他说，语调哀婉动人，“爹娘在南下逃荒路上病死了，就剩我一个了。”
小孩看上去也挺诚实，加上发生在圣诞节气氛之中，她更动了恻隐之心。赛珍珠把男孩带进家中，给他洗了澡，换上棉衣，又让他吃了饭。然后，在书房里给他腾出一角，铺上床，让他睡在那里。很快，两个佣人就把这件事传了出去。
第二天，张太太来访，她仔细地观察小孩的一言一行。那小孩也看着张太太，回答着张太太的提问，样子很天真。等小孩离开后，张太太沉思良久。“我不相信这孩子，”她说，如果有人“想从你的善良中捞点便宜。你打算拿他怎么办？”“我没想过，”赛珍珠回答，“也许我会收留他，送他去上学或做点别的什么。”张太太摇摇头，“收留他，但不要把他留在这儿。”她建议说，“让他和农场工人住在一起。”
城外有一个小农场，是赛珍珠丈夫选种试验的场地，雇了一个人干活。她就照张太太的话办了，把那小孩送到农场，告诉雇工好好照料他，每天送他去村里的学校念书，也让他学着帮助农场干活。没想到三个月后，孤儿竟不辞而别，一去不复返了，虽然他吃胖了，精神也好了。那雇工说：“那小家伙只会吃饭、睡觉、玩耍，不会干活，让他拿扫帚扫一下门槛，他都不干。”雇工和他妻子是个好心人，待那小孩亲如骨肉。赛珍珠想，“小孩一定是回到派他到我家的丐帮或贼伙中去了。”
乡村妇女与家庭
那些年，赛珍珠走遍了穷乡僻壤，丈夫骑车，她坐轿子。当时，女人赶路都坐轿子。轿子三面都挡得严严实实，只有前面挂着一幅厚厚的蓝色布帘。走在旷野时，她把帘子掀起；走近村镇时，她把它放下，以免引来好奇者围观。但还是有一些步行或骑驴的人，在路上看见了赛珍珠和她的丈夫，于是赶在前面到达一个村镇，“在街上或是茶馆中嚷嚷着，说有奇景到来。”
有好几次，当他们来到一个村子或镇子的入口时，许多人早已在那儿等候了，而且总有人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揭开帘子往里看。起初，她学着中国女人的样子用力拉紧轿帘，但后来想到“自己毕竟不是中国人，那些人既无半点恶意，还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为好。”她把轿帘拉开让他们看，他们也就簇拥着，一直跟到一家客栈。只有发火的店老板才能将他们轰走。那些人总是去了又回来。当她关上房门时，他们就透过门缝朝里看。如果窗是纸糊的，他们就会舔湿指尖，捅破一个洞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到的地方越来越多，朋友也越来越多；她走进外人不曾到过的家庭，访问一直住在僻远城镇的名门望族；坐在女人堆中，听她们聊天，熟悉她们的生活。她喜欢这个小镇古风犹存、毫无现代气息的味道。
镇上有一个李姓人家，最小的儿媳妇和赛珍珠年龄不相上下，她们成了朋友。她对赛珍珠的一切都感兴趣，一天她来找赛珍珠，领着她穿小巷，走小道，显然是要避人耳目，怕人看见她单独和外国女人在一起。最后，到了她夫妇住的小院。家中别无他人，进了常见的老式卧房，闩了门。
“告诉我，”她急切地问，“你真的当着别人的面跟你丈夫说话？”“真的。”“不怕人笑话？”“我们不认为那有什么不好。”她不无羡妒地叹口气，“我只有在夜里，在这儿，才敢跟丈夫说话。在其他时间，如果我和家中其他人正在说话，他走了进来，我就必须离开，不然的话，就要被人耻笑。你猜我结婚几年了？”“没几年吧，”赛珍珠笑着说，“你看上去这么年轻。”“我到这儿两年了，却从没有跟公公说过一句话。见了面我就对他躬身施礼，然后离开。他从不理我。”
赛珍珠写道，这个小媳妇善于思考，自己想了很多问题，虽然她丈夫也喜欢她，有时也回答她的提问。她唯一感到不满的，就是她跟丈夫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丈夫要忙田里的活，晚上回到家里还得在父母那儿待几个小时，以尽孝道。他总是很晚才回到卧房，而她又不敢求他跟她说话。她只能跟使女、佣人说话。跟长辈妇女说话，她也不能先开口。如此严格的家规，只在殷实保守的古老家族中才有。穷人当然不大计较了，较开化的家庭中也较随便。
她婆婆去世后，家中内务由大儿媳主持时，小媳妇的地位有所提高。赛珍珠写道，“总有一天，她也会有儿媳的，她也可以成为一家之长。”但是这样等待是难熬的。当赛珍珠跟她讲美国妇女情况时，“她听得简直入了迷”。
赛珍珠还记录了她所观察到的和听到的人们家庭中的许多有趣的故事。她说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尽是些生活琐事。但是，“如果你能彻底分享中国人的生活，你就能感到其中充满了乐趣，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天生都有戏剧感，天生爱看热闹。”
她记录了一个徐老先生的故事。他是城中富户，有四个老婆，她们给了他欢乐，也给了他烦恼，整天围着他吵闹。一次他乘火车到蚌埠游玩，只想带他的最宠的四老婆去，那个四老婆只有20多岁，生得俏丽，几个老婆中，她是唯一还能穿紧身上海时装的。但是其他几个老婆又不依不饶，结果只好大家一起出行。为了省钱，他让大老婆和二老婆坐四等车厢，三老婆坐三等车厢，他和四老婆坐二等车厢。但他却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次等车厢的老婆围着他，要求分享给宠妾买的食品、首饰。“徐老先生的烦恼成了全城的谈笑话题，经本地人添枝加叶后，更让人忍俊不禁。”
赛珍珠还记录了一个叫刘嫂的女人的故事。她身材修长，脸色蜡黄，很为丈夫的事情而苦恼。她常称自己的丈夫为“不中用的”，所谓“不中用”，有可能就是暗示他的性功能不行。她那“不中用的”在欧战中到法国当民工去了。最近刘嫂得知，她那个“不中用的”竟然在与一个法国女人同居。她哭着说：“我那个窝囊废竟能捞到一个外国女人！但你说说，她究竟是什么货色？谁都知道我那老东西不中用。去年他从上海回来，说他要去当兵，我还高兴呢！可现在他却得了个外国女人！他要是把她带回家来，那可该怎么办呢？我们拿什么给她吃呢？谁知道法国女人都吃些什么呢？”
赛珍珠发现，在她居住的那一带，女人常把她们的丈夫叫作“不中用的”，以显示她们自己既有德行又能干。赛珍珠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男人们“小时候被宠惯了的缘故”，而女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不会被娇生惯养，所以必须很能干。不管是何原因，“中国妇女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着比男人更坚强的意志。”在赛珍珠看来，中国妇女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她们虽受到种种限制，却能尽量生活得自由些。“她们还是人类中最讲实际、最少幻想的人，对自己所爱的人一往情深，对自己所恨的人深恶痛绝。”
赛珍珠后来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最早的作品之一是她在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也说中国》的文章（1922年），实际上就是她对南宿州生活的回忆，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有很生动的描述。
小孩是赛珍珠经常描写的对象。她看到“到处是泥里滚、土里爬的胖乎乎的孩子，他们那几乎全部裸露的身体，在暖暖的阳光下晒得油黑发亮，一个个在沙石堆中和污泥里挖着、掏着。这些孩子满脸污垢，不停地吸吮着肮脏的手指，甚至连皮带瓢吞下整个儿的长黄瓜与大萝卜。按他们吞下的脏物的质与量来说，他们早就该活不成了，然而他们却活得很好，还长得很胖”。
有一次，她叫一个孩子“小二”时，他却咧嘴一笑，说他是小三，“小二头年夏天吃西瓜太多死了。一个孩子死了，马上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来补他的空缺。”
小男孩和小女孩从小“在尘土中一起玩耍，但眨眼工夫，几年过去了，男孩穿上了长衫，女孩子穿上了绣花布褂，一头浓密的黑发衬托着一张娴静的脸庞。他们似乎已忘了彼此曾是儿时玩伴儿，相互漠视，授受不亲。这是最佳教养。”
小姑娘们非常顺从地深居幽闺，“直到有一天，一顶大红花轿将她们抬到各自的婆家。在婆家，她们由婆婆来管教。男孩子们则根据各自的家境、社会地位，或进学堂读书，或去做学徒。”
虽然赛珍珠感慨这平静而有序的生活，然而，“一种潜在的变化却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困扰”。比如一个叫许宝英的姑娘，在她还是小姑娘时，赛珍珠就认识她，“她长着一张微黑的胖圆脸，一个毫无特色的鼻子，那时，她过节穿的衣裳，也只是一条样子滑稽的红布裤子，配上一件小上衣，一双鞋上绣着并不太像的老虎，帽子像个绣了花边的炸面饼圈，一条小辫儿用桃红色的头绳扎起，从帽顶的圆洞中伸了出来。”
她父母是循规蹈矩的本分人，觉得对于一个女孩子，读书没多大用，只想着怎样给女儿找个好婆家、好丈夫。一位在上海住了五年的老大姐，苦苦说服了宝英的父母，送她去了离家最近的城里的寄宿学校去念书。“宝英去年秋天离家去上学时还是个很听话，很温顺，很乖的小丫头。一想到要离开家就怕得要命。她像每个受过裹脚之痛的中国小女孩一样，一副逆来顺受的神情。”赛珍珠从未见过她先开口说话，总是毕恭毕敬，一种赛珍珠“在年轻人身上看到的讨人喜欢的态度”。
宝英从学校回来，来看赛珍珠。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蓝缎子衣服，“从未见过那样的时髦款式”。裹脚也放开了，“脚上是一双小巧的厚底黑皮鞋，脚后跟打着铁掌，看上去很结实，像粗野的美国小男孩穿的鞋子。她显然很是为之自豪，两只皮鞋十分滑稽地从那精致的锦缎裙下伸了出来。”
寒暄过后，坐下来才喝了一口茶，她就明显地想炫耀她脚上的鞋。赛珍珠自然便夸奖了几句。“这是最新式样的鞋子，”她洋洋自得地说，“你一定知道，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时髦的女孩子已不再裹脚了，寄宿学校的女孩子也一样。所以，我一回到家中，就哭了三天，也不吃饭，为求安宁，他们给我放了脚，我这才穿上了这么漂亮的美国鞋子。我的脚到底还是小了点。不过，我往鞋尖里塞了些棉花。”
的确，这就是变化！赛珍珠显然不适应这样的变化了，“感到很是吃惊”。宝英坐在那里，“身材纤细，姿态优雅，自鸣得意，她已不再是那个谦和的小姑娘了，再没有了谦恭的神情。”赛珍珠因此感到有点沮丧。在谈话中，“就像当代青年一样”，“她自以为是地讥笑自己那可敬的母亲缺少见识，总是焦急地希望自己体面的父亲也同别人一样抽起香烟，而不再用那种可笑的老式水烟袋。”
姑娘还参加过一次女权会议，赛珍珠对此难以置信。“一年前，她还是个非常害羞的小丫头，一双眼睛总是低垂着，你不问她，她绝不先开口，而且说话声音也很小。而今，这个年轻人却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香烟、学校，谈论着一切！”
赛珍珠问，关于妇女参政的问题，都知道些什么？她急急地答道，“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国家，妇女才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唉，我听说外国的妇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们可以在外面散步，游玩，而且从不裹脚。甚至还有人说，她们还可以跟男人一起散步。”她羞涩地问道：“当然，在美国，女孩子是不跟男孩子一起散步、一起谈话的，对吗？”
在这里，赛珍珠很直白地表露了对女孩从封闭到开放这个变化的看法，袒露了自己的心理路程，似乎她对这种变化并不欢欣鼓舞。和许多来自美国的旅行者和观察者不同的是，赛珍珠偏爱甚至欣赏中国女人的那种传统的教育和修养，对辛亥革命以后青年妇女所发生的变化，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抵触。
溺婴和裹小脚
在南宿州居住的时间越长，她就越了解那些住在城外村庄里的穷苦农民。“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钱挣得最少，活干得最多。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她了解中国人真实生活的途径。她说：“在农民当中，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
当然，赛珍珠也认为，他们并非都善良，并非都诚实，“现实生活有时使他们不得不残忍。如果一个妇女想到家里实在不能再添一张嘴，她可能会迫不得已扼死刚出生的女儿。但她是流着泪干的，心中的悲痛是揪心裂肺的。她不单是为自己的行为而悲痛，更为自己被逼到如此地步而悲痛。”
在一次聚会中，到场的女士有穷有富。“谈起溺婴问题，除两人外，她们承认至少溺弃过一个女婴。谈起此事，她们仍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她们当中，多数人不是自己下手的，她们也的确下不了手。这种事都由她们丈夫或是婆婆叫产婆来干。在孩子出生前，就告诉了产婆，这样，她一看到生下来的是女孩，便立刻下手。
甚至到了1920年，美国演员爱尔希·弗格逊（Elsie Ferguson）到中国访问，还发现溺杀女婴的陋习普遍存在，她说沿河仍有尼姑庵的尼姑们常常会查看河水中木盆里是否有漂流的弃婴，随时将她们救起。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父母不喜欢他们的小孩，在街边，经常能看到中国的男人们与桌椅旁孩子们一同玩耍。不过，她也批评国外一些胡编乱造的书讲不少离奇的故事，认为在中国五分之二女婴都要被杀掉，“这是完全误导的”。
一些到美国的中国年轻人，否认中国的一些落后现象，赛珍珠对此很不以为然。她说他们“傲气十足”，宣称中国“从无此事发生”。但是她自己“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这些现代青年不知道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他们不了解本民族的生活，不了解其中的悲剧性质”。
赛珍珠甚至还常听他们“否认中国妇女在近几十年内裹过脚”。其原因也许是他们“居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天津或满族影响下的北京”，而在她居住的小镇，在铁路沿线，距北京只有几小时的路程，她却看见了“一些缠脚的小女孩，也看到多数城市妇女或乡村妇女缠过脚。”
赛珍珠的朋友张太太裹过脚，尽管她的脚是六寸长，而非传统的三寸，“但她走起路来也像是脚下有钉子似的”。而她的另一个朋友吴太太每次来看赛珍珠时，“总得两个丫环搀扶着，因为她是地道的三寸金莲。”
不过，张、吴两太太的孙女都未裹脚，因为她们要上学。张太太告诉赛珍珠：“我为每一个没有裹脚的女孩子感到高兴，因为刚裹脚时，我整夜地哭啊，哭啊，后来双脚就失去了知觉。然而，不裹脚就要受教育，不然的话她就会找不到丈夫，小脚可以找一个老思想的丈夫，受过教育的大脚可以找个新思想的丈夫。在小脚和上学之间，你必须选择一个。”
赛珍珠也发现，中国有一些地区的女人从来不裹脚。她在福建旅游时，就看见那里的乡村女子都是大脚板，行走自由，都很健美。而且“那里有一种很好的风俗，城中人家爱娶乡下姑娘，以给家族引来新鲜血液。”这些媳妇一个个都很能干，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就像仆人似的。“她们大都比自己的男人还要强壮，家中生活主要依靠她们。”赛珍珠还回忆她童年时的镇江，很少有农家归女裹脚的，只有城里人才给他们的女儿裹脚。
赛珍珠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有非常仔细的观察，有细腻和生动的描写。许许多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乡村已经发生了变化，她所见到的那种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形态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她所记录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小镇和乡村生活以及妇女和家庭，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录。
（本文选自《中国记事（1912—1928）》第七章“赛珍珠在南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