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13日，广州城在腥风血雨中陷入沉寂。当起义军余部被迫撤出市区时，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总结教训时愤然指出："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不在叶挺，而是一个德国人。"这位共产党人正是周恩来，他所指的"德国人"，正是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中文译名李德）的前身——另一位德国军事顾问纽曼。这场起义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更暴露出共产国际教条主义指导与中国革命实际脱节的深层矛盾。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指导下，中央临时政治局制定了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此时的广州，正处于张发奎与桂系军阀的权力博弈中，城内仅有教导团、警卫团等少量武装力量，看似存在可乘之机。但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却对形势作出了误判，认为"广州工人阶级已经具备夺取政权的条件"。
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源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刻板认知。在他们看来，中国革命应复制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径，通过城市暴动直接夺取政权。纽曼甚至断言："只要广州起义成功，全国革命将迅速燎原。"这种脱离实际的判断，为起义埋下了隐患。而叶挺等军事指挥员则清醒地认识到："广州周边国民党军兵力超过十万，起义军仅五千余人，固守必败。"但纽曼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上风。
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正式爆发。教导团、警卫团和工人赤卫队迅速攻占公安局、省政府等核心据点，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然而，胜利的喜悦并未持续多久。张发奎调集三个师兵力回援，英、美、日等国军舰也驶入珠江，对起义军进行炮击。
面对危局，叶挺提出了关键建议："立即撤出广州，向海陆丰转移，与东江农民军会合。"这一策略既符合敌强我弱的现实，也为保存革命火种提供了可能。但纽曼却坚决反对："革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必须坚守广州，等待全国响应。"他甚至威胁："谁提出撤退，就是动摇革命意志！"
这种固执己见的背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遥控指挥。纽曼的决策并非基于战场实际，而是为了维护"城市中心论"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撤退意味着对共产国际路线的否定。这种将理论凌驾于实践之上的做法，最终导致起义军陷入重围。12月12日，张太雷在战斗中牺牲，起义军失去核心指挥，局势急转直下。
12月13日，国民党军重新占领广州，开始了血腥镇压。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700余名起义军民遇害，其中包括许多工人赤卫队队员和无辜群众。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也未能幸免，这进一步激化了中苏矛盾。这场惨败，彻底暴露了"城市中心论"的致命缺陷。
周恩来在总结教训时，尖锐地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导致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他特别强调："叶挺同志的撤退建议是正确的，我们却被洋顾问的本本主义害惨了。"这种反思，为后来的革命道路选择提供了重要启示。毛泽东在井冈山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广州起义的失败，成为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教条束缚的转折点。它警示我们：革命理论必须与具体国情相结合，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只会付出惨痛代价。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我们中国人，终究要走自己的路。"这场血色教训，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