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沈阳有个于洪区，于洪区有个警察叫刘威。
在辽宁省的毒情监测版图上，于洪区多年来像个模范生，总是名列前茅。
这意味着这里的社会面，干净，至少在毒品这个问题上格外干净。
老百姓大概会觉得，这是平安建设的硕果，是社区治理的典范，是岁月静好的注脚。
但这份优秀，对于洪分局禁毒大队的原副大队长刘威来说，却成了一块心病，一种负担：
毒情社会面管控太好了，以至于无案可破。
好到了什么程度？好到了几乎：
没有毒品犯罪。
阳光普照，阴霾自消。这本该是禁毒工作的终极理想，是天下无毒愿景的局部实现。
对于像刘威这样，把三十年职业生涯都奉献给警徽的老警察来说，这理应是最高的勋章。
他从基层巡警干起，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一路走来，三等功也立了好几次。
然而，现实世界的逻辑，总在关键时刻显露出它独特的幽默感，或者说，残酷性。
因为没有毒品犯罪，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
缉毒警察无法完成上级的打击处理毒品犯罪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
这四个字，对体制内的人来说，意味着太多：
指标是指挥棒，是度量衡，是评价体系的核心。
打击处理毒品犯罪，首先你得有毒品犯罪让你去打击，有犯罪分子让你去处理。
这逻辑简单、直接，甚至可以说天经地义。
可偏偏，于洪区管控太好了。这就好比一个医生，因为社区太健康，找不到足够的病人来完成他的诊疗量指标一样。
听起来荒谬，但它就真切地发生在了刘威身上。自2021年2月担任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尤其是在大队长空缺、由他实际主持工作后，这种压力变得尤为具体。
他的工作笔记，成了这种焦虑的忠实记录者：
市局全年考核数据通报：××局长对我局进行批评……组织不力、推动不力，线索不多、本地线索少。
批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压力：
××局组织禁毒大队进行整改……年底进行冲刺，设定目标，多完成（的）计入明年工作成果。
冲刺，需要燃料。打击毒品犯罪的冲刺，燃料就是案件线索，是实打实的破案数、抓获数：
11月6日，分局工作调度会，于洪分局禁毒工作全市落后。
这种评价上的撕裂，足以让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负责人夜不能寐：
管控太好的第一名，在考核体系里滑落成了全市落后。
问题摆在面前，如何改变落后局面？如何找到那稀缺的本地线索？
刘威并非没有努力。
他积极学习外地经验，比如浙江警方获取境外线索的方法。
他认为那套打法值得借鉴，还特意：
带队去浙江取经。
他想解决问题，想在规则内把工作做好。
转机，出现在2023年6月。
那个他曾协助浙江警方抓获，后被取保候审的贩毒人员黄辉兆，回到了沈阳，并按规定到于洪禁毒大队报到。
刘威眼中，黄辉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是个需要监管的对象。更在于他：
能熟练使用境外通信软件，从而接触到涉毒群体。
这是一个潜在的资源。在本地线索枯竭的困境下，境外线索似乎成了一片新的蓝海。
一个计划在刘威心中逐渐成型，他向黄辉兆抛出了橄榄枝：
做我的特情。
“特情”是“特殊情报人员”的简称。
工作笔记再次印证了这一点：“6月22日，工作重点：建黄辉兆为特情。”
目标很明确：
境外聊天，聊毒人，找图侦，情报研判。
黄辉兆很快上手。他联系上了一个在泰国的华人，对方声称有大麻出售。
接下来的剧情，开始偏离正常的轨道。
刘威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他让黄辉兆继续联系，并且提供了收货地址。这个地址非同寻常：
沈阳市于洪区公安分局的地址。
收件人，则写了一位：
辅警。
刘威后来的解释是，这样做是为了双重保险：一、防止毒品落入线人手中失控；二、方便固定证据。
这听起来，似乎是在用一种合规的方式，确保整个过程处于掌控之下。
从2023年6月到9月，泰国方面寄来了三个包裹。刘威称，打开后发现是一些树叶或零食。这被检察院认定为境外毒贩在测试邮路。就像钓鱼前的试探，确保鱼饵能安全到达。
平静持续了几个月。
直到2023年12月18日，第四个包裹抵达。这次不再是伪装。
按照刘威的安排，两名辅警前去单位门口的快递柜取件。一个负责录像，一个戴着手套操作。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取的是什么，只是执行领导的指令。然而：
分局捕蝉，市局在后。
他们刚拿到包裹，就被旁边蹲守的警察控制。这些警察来自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和浑南分局禁毒大队。他们不是偶然出现，而是根据三天前获得的线索，早已在此布控。
包裹打开，是四袋大麻植株，160.25克。鉴定结论均含有四氢大麻酚成分，属于毒品。
而那条导致布控的关键线索，指向的正是刘威的线人黄辉兆（化名）。
更具戏剧性的是，几天后，刘威还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说又一个来自泰国的包裹寄到了。这一次，查获量更大，1352.09克。他似乎还想继续他的侦查。
但一切已经失控。等待他的，是停职、免职，最终是被刑事立案，涉嫌的罪名是：
走私毒品罪。
法庭上，刘威坚称无罪。他和他的辩护人反复强调：
控制下交付。
辩护人说，毒品收货地址是公安局，名义收件人是民警（辅警），电话也是民警的，全程录像，毒品自始至终在禁毒部门控制下，没有流入社会，没有现实危害。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确实允许“控制下交付”。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
必要时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而刘威的问题在于，相关领导作证，刘威使用特勤人员并未向他们报备，亦未走相关流程审批。毒品交付也未提前告知。
这就触及了一个核心的矛盾，没有事先的审批，所谓的控制下交付就失去了合法性的根基。它不再是国家认可的侦查手段，而更像是被逼到墙角的个人冒险。
为什么不报批？刘威的辩护人给出了一个解释，直指那个让刘威倍感压力的困境：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这个死循环的逻辑链条大致是这样的：
评价落后/指标压力
急需新案件
本地没线索
想用特殊手段（特情）获取境外线索
想用特殊手段需先立案
立案需线索
本地没线索
无法立案
无法（合规）使用特殊手段
无法获取新线索
无法获得新案件
评价继续落后/指标继续压力
这个循环，像一个无形的牢笼。
困住了试图在规则内解决问题的刘威。
他看到的现实或许是：
严格遵守程序，就意味着坐视落后，无法交代。
而要打破僵局，似乎只剩下：
兵行险着，先搞出成果再说。
这背后，是一种结果导向思维在特定压力下的变形。
当然，更值得审视的，或许是那个驱动行为的指标压力本身，是否足够合理。
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的逻辑，并不鲜见。
当KPI（关键绩效指标）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异化便可能随之而来：
为了环保数字好看，监测点位可能从闹市迁往公园；
为了招商任务达标，土地红线也敢于触碰；
为了学校排名提升，素质教育的空间被不断挤压。
指标，本是为了衡量与促进工作。
但当指标本身成为目的，甚至超越了工作本身的意义时，它就开始扭曲行为：
指标或诱导或逼迫人们偏离最初的目标。
就像禁毒。
目标是减少毒品犯罪，净化社会环境。
但当考核过度聚焦于破案数、抓获数，一个已经很干净的环境，反而成了执行者难以承受之重。
于是，一个吊诡的局面出现了：
良好的治理状态（社会面无毒），反而导向了负面的评价（考核落后），进而可能催生出不正常的行为（创造案件）。
刘威的行为，有法律的标尺衡量。
他涉嫌犯罪，是清晰的。
但将他推向悬崖边缘的，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吗？
当无毒意味着无功，这套评价体系究竟在奖励什么，又在惩罚什么？一个旨在消灭犯罪的系统，如何最终陷入了“必须先创造犯罪才能消灭犯罪”的怪圈？
当一个旨在消灭犯罪的系统，其评价机制却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犯罪的持续存在，以便有案可破。
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悖论的紧张。
它迫使身处其中的人去思考：
我们追求的，究竟是没有犯罪的现实，还是填满报表的数字？
“控制下交付”，这步险棋，终究是走了。
那道门槛：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
刘威没有去敲。
没有报备，没有审批。
于是，他自己走了另一条路：
一条通往破案的路，终点却是涉案。
他的三十年从警生涯，以如此方式走向终点，令人唏嘘。
他从一个试图解决指标困境的执行者，变成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
那张冰冷的考核表，究竟需要什么祭品？是辖区的无毒，还是一个有案的警察？
或许，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一个人的沉沦，而在于那驱动沉沦的规则本身，早已在平静的水面下布好了网。它奖励的不是一片祥和，而是捕猎中的喧嚣；它需要的不是天下无贼的安宁，而是时刻有贼可抓的忙碌。
一片寂静的干净，原来也是一种过错。当干净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时，我们又该为什么样的功绩而喝彩？
写于2025年4月24日
本文案件信息来自南方周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