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春，北京紫禁城的深宫笼罩在一片沉寂之中。
袁世凯卧于病榻，面容枯槁，气息微弱。几个月前，他自封“洪宪皇帝”，试图复辟帝制，重塑封建秩序，却不料激起全国上下的反对。
西南护国军起兵讨伐，北洋内部的亲信分崩离析。种种压力和反对之下，袁世凯的帝制梦碎，而他也在孤寂与悔恨中溘然长逝，年仅57岁。他的离去，不仅终结了个人的野心，也揭开了北洋军阀17年统治的乱世序幕。
袁世凯离去之后，偌大的北洋集团被人瓜分，他们依靠着北洋集团的底蕴，割据中国，形成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最著名的“北洋军阀时期”。
他的北洋军阀集团，又是如何将中国拖入连年战乱的深渊？
袁世凯的崛起，始于清末的军事改革，1895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暴露了清朝八旗与绿营的腐朽无能，朝野震动，改革军队的呼声此起彼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袁世凯抓住这一时机，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这支军队承袭了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的宗法传统，以同乡、亲友、师生关系为纽带，构建起一支忠于袁氏而非清廷的武装力量。
袁世凯精心挑选亲信，将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委以重任，号称北洋“三杰”，而他的亲友子弟袁乃宽、张镇芳，门生故吏曹锟、李纯、王占元、段芝贵等人，迅速晋升为北洋六镇的镇统、协统等要职。
掌控了整一个中高层的人员体系，就基本上等于掌控了整一个新军的力量，新军对于八旗有碾压性的优势，这些人也视袁世凯为衣食父母，构成了北洋军阀的军事核心。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他一方面扩充北洋新军，组建六镇约7万人的精锐部队，另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安插亲信。
徐世昌从袁世凯的幕僚晋升为军机大臣、内阁协理臣，朱家宝、赵秉钧、齐耀琳等人从知县、候补道擢升为巡抚或侍郎。袁世凯通过“保荐”、“密保”、“特保”等方式，向清廷推荐亲信，使北洋系的文武官员遍布直隶、山东、江苏、安徽、河南、东三省等地。
因此，北洋集团的势力如滚雪球般膨胀，成为清末最具影响力的政治派系，足以左右朝政。
1908年，皇族亲贵载沣等人猜忌袁世凯，将其罢官，迫使其隐居河南安阳。
可是，袁世凯的实权和兵权没有半点削弱，因为北洋新军的忠诚与亲信的维护，使清廷对其无可奈何。
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心理上：
“不知有清廷，唯知有项城”。
这种局面，成为他东山再起的底牌。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急召袁世凯复出。他凭借北洋新军的军事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为了中国尽快结束封建时代，孙中山先生只能让出革命政府元首的位置，这就让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
1912年，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北洋军阀集团正式掌控北京政府。
但这种以个人忠诚为基础的权力结构，也为日后的派系分裂埋下隐患。
袁世凯的帝制野心，成为北洋军阀命运的转折点。
1915年，他推动“洪宪帝制”，试图恢复君主制，以皇帝之尊巩固北洋集团的统治。他组织亲信鼓吹“君主立宪”，甚至伪造民意，宣称全国拥戴。可是这一举动违背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潮流，激起全国反对。
首先，西南的云南、贵州等地爆发护国运动，蔡锷等将领率军讨袁。
其次，北洋内部的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离心离德，或观望或暗中反对。
除此之外，百姓的反对声音是最大的，他们对袁世凯咒骂不已，看到这一副景象，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破碎，他也难逃袁家男人难过花甲的诅咒，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在孤立无援中病逝。
可是袁世凯的去世，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局面。
因为袁世凯手中的神器掉落，反而终结了北洋军阀的统一，开启了派系混战的乱世。
北洋集团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依附列强，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
皖系以段祺瑞为首，1916-1920年掌控北京政府，依靠日本支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试图消灭南方护法势力。
而直系由冯国璋、曹锟、吴佩孚领导，与英美关系密切，上世纪20年代年直皖战争中，直系联合奉系击败皖系，曹锟、吴佩孚短暂控制中央。
至于奉系，则以张作霖为核心，盘踞东北，依靠日本支持，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入关，控制北京政府。
于是在1916-1928年的13年间，北京政府更换38届内阁，最短仅6天，总理如走马灯般更替。
总统、执政、大元帅的头衔在军阀间流转，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轮番上台，却无一能稳定局面。
各派系为争夺权力，频繁发动大规模战争，如1920年直皖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的胜负，决定了北京政府实权的归属，却将人民推向更深的苦难。
而北洋军阀的混战，离不开列强的幕后操控，给予他们可趁之机，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日本、英美等国在华投资剧增，试图控制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北洋军阀各派系为获取资金与武器，纷纷依附列强，出卖国家利益，加剧民族危机。
皖系的段祺瑞，是列强勾结的典型。
1916年，段祺瑞掌控北京政府，依靠日本的贷款与军火，发动对南方护法各省的战争。他以铁路、矿山、税收为抵押，向日本借款，签订多项卖国协议。
例如，1918年的“西原借款”，以山东铁路和东北森林资源为担保，使日本在中国获得特权。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为日本扩张在华势力的工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大肆支持皖系，加深了对中国的控制。
而奉系的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他早年依靠日本支持，控制东北，成为“东北王”。
1920年直皖战争后，张作霖野心膨胀，欲取代皖系，掌控北京政府。他亲自向日本表示，愿采取“亲善政策”，取代段祺瑞的地位。但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作霖是维护“满蒙特殊利益”的代理人，对其逐鹿中原的野心却不热心支持。
所以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失败，日本保持中立。
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率军攻打奉天，张作霖岌岌可危。日本驻奉天军队出面干预，击溃郭松龄，助张作霖转危为安。但在1928年的时候，北伐军节节胜利，张作霖败退东北，成为日本“满蒙利益”的障碍。
这个时候，张作霖反而站在了民族这一边，毅然决定放弃内战，承认国民政府，然后统一力量对抗日本侵略者。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策划爆炸，炸死张作霖，为直接侵占东北铺路。
而直系的吴佩孚，与英美的关系较为隐秘。1919年，直皖矛盾激化时，英美在华报刊公开支持吴佩孚，反对皖系的亲日政策。1920年直皖战争，直系击败皖系，为了支持吴佩孚，1922年，英美促成四国银行团向直系北京政府借款500万美元，却因日本公使小幡酉吉的反对而搁浅。
而列强们的选择性支持，本质是在华利益的博弈。
北洋军阀的依附，使中国主权沦丧，铁路、矿山、税收被列强掌控。孙中山曾痛斥北洋军阀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批判直指军阀与列强的勾结对民族的毒害。
北洋军阀的17年统治，给中国带来空前灾难。连年内战破坏了经济命脉，田地荒芜，商贸停滞，人民流离失所。北洋六镇扩充为数十万军队，军费开支压垮财政，政府靠向列强借款度日。税收被军阀搜刮殆尽，地方豪强趁机鱼肉乡里。
军阀混战加剧了民族危机、为日本侵华埋下伏笔，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中国在列强面前更加脆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而面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先生从未停止抗争。他深刻认识到，北洋军阀的统治比清廷更毒害人民，痛斥其为“无数强盗之专制”。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成立军政府，号召推翻北洋军阀，建立民主共和。
1920年代，孙中山调整策略，联合中国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筹备北伐。他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争取国际支持，壮大革命力量。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势如破竹，相继击败
直系、奉系，1928年，北伐军攻克北京，北洋军阀彻底覆灭，北伐的胜利，实现了孙中山打倒军阀的理想，结束了17年的乱世，为中国现代化开辟了新可能。
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励了无数志士。
他的护法运动与北伐战争，证明了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希望，点燃了中国人民追求复兴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