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杀式内卷”是如何形成的呢？新青年们，大家好。我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和犹太人做生意的差别。
一个犹太人开了个加油站，生意火爆。第二个犹太人就在旁边开一家餐厅，第三个犹太人开个洗车房，随后越来越多犹太人聚集在此，形成了一个城镇。然而，中国人做生意却不同。要是你开个加油站生意火了，旁边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加油站，紧接着前后的加油站为了生存，打起价格战，最后都赚不到钱，只能一起倒闭。所以说，中国是创业竞争极为激烈的地方。
就像我昨天去楼下便利店买菜，20 多间商铺，一半都写着转让。除了四五家生意冷清的餐饮店，剩下的全是超市和便利店，卖的商品基本同质化，都是蔬菜水果这类日常消耗品。楼下最初只有两家便利店，疫情期间，这两家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在 3 年时间里，楼下便利店迅速增加到十几家，倒闭一部分后，现在维持在七八家，大家都不赚钱，只是勉强支撑。
这种“自杀式内卷”该怎么解释呢？
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中国人口众多、电商挤压实体以及消费降级，使得普通人创业只能选择最刚需的行业，毕竟“没有不开张的杂货铺”。从人性论角度讲，有人觉得是国人私心太重，只考虑自己生存，不顾及他人感受。但无论是经济论还是人性论，似乎都难以解释这种“自杀式内卷”的盲目性，毕竟最后结果是全输，没有获利者。在我看来，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我认为造成这种“自杀式内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对自由市场竞争经验匮乏；
第二是没有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商业精神。
什么是商业精神呢？我们还是以犹太人为例。为什么犹太人经商如此多元且合理，还能与本地原有的商业主和平共处？原因很简单，犹太人是迁徙的民族，每到一个城市，都以外来人的姿态尝试融入。初到陌生环境，由于信仰和文化不同，他们姿态放得极低，不会以直接、赤裸的方式与本地原有行业竞争，因为这样会引起行会和商户的排斥与驱逐。他们秉持“我不是来拆散这个家，而是要加入这个家”的理念，以丰富多样的业态进入市场，从而在新城市立足。
犹太人虽然前期姿态低，但因过于擅长经商，通常最后能垄断本地市场。我所表述的现象仅限于犹太人内部，而对于非“上帝选民”的其他民族，犹太人毫不留情。但多元和良性竞争的商业精神，一直是犹太人的基本素养。
美国人的经商精神又是另一种形式。如果说犹太人的商业活动讲究姿态灵活，那么美国最初清教徒的商业活动则充满道德感和救助精神。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中提到，清教徒从事商业活动并非为了财富积累，而是为了造福社会。清教徒与天主教徒不同，天主教认为人拥有财产是罪恶，只有把财产捐给教会（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机构）才能获得救赎，所以很多天主教徒死后把财产捐给教会。
清教徒继承了天主教节俭的传统，更强调对他人的救济。所以，清教徒从事商业活动，不仅是上帝认可的磨练，在获得财产后，还积极造福社会，以此作为接近上帝的方式。当法国天主教会腐败挥霍时，美国新教徒却在努力积累原始资本，然后建立福利院。
前段时间我读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里面对美国虚假的平等多有讽刺，但唯独对福利院制度评价颇高，因为残疾儿童能得到妥善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也能有专业医生看护。由于商业活动目的在于救助弱势群体，物质财富被认为来自上帝，所以资本主义最初的精神充满道德感，这与犹太人灵活的商业精神在表面上达成一致。
中国的商业活动既没有犹太人的灵活，也没有清教徒的道德感，这是由传统中国的经济结构造成的。传统中国基本不存在自由竞争式的商业活动。上千年来，中国经济主要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主经济，第二种是计划经济，第三种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至今不过 30 多年历史。
在古代中国，地主经济长期占据核心地位。从王权到贵族，再到士大夫，都有属于自己的庄园。这些庄园近乎封地，庄园内佃农产出的粮食和手工业者产出的小商品，都在庄园内部流转，供养封地主人。这种庄园式地主经济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但在大部分时期，占主流的是以服务皇权和官僚系统的地主经济，我们称之为官僚地主经济。
汉代之后，士大夫逐渐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皇室和贵族虽为上层建筑，但税收并不高，大部分时期税率在 10%左右。因为在儒家价值观里，天子对百姓税负超过 10%就算失德，其他朝代也基本延续这个比例，汉代税率可达 15%。封建社会真正的消费群体是庞大的官僚系统，皇室消费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在电视剧《大明王朝》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严嵩的手下鄢懋卿南下巡盐，共收上来 500 万两，其中 200 万两用于国库，以维持政府调节功能，如赈灾和基建；200 万两被严党私自瓜分；只有 100 万两进了嘉靖皇帝的小金库。史实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皇帝能随意调动国家税收。
皇权虽消费不如官僚系统大，但有独特作用，即引导商业方向，比如丝绸和瓷器，最初就是由皇室引领风尚，然后官僚跟进，最后普及到民间。景德镇的官窑、江南的丝绸大户，最初订单都来自宫廷。这种官僚地主经济使得民间商业活动完全围绕皇室和士大夫的喜好进行，这就是即便在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宋朝，也无法产生自由市场经济，进而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因为从一开始的模式就决定了发展走向。
新中国成立后，地主经济解体，计划经济时代来临。其目的是创建一个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人人社会地位平等，财富平均分配，由国家统一分配资源。然而，历史证明，完全抛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几乎无法实现。因为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能造出原子弹，却生产不出可口可乐这类大众消费品。
计划经济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对于多元的商业需求却无能为力。钢铁产量能达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需要企业竞争才能迭代升级，这就必须放开市场，让企业自由竞争才有活力。计划经济在中国只持续了短短 40 年就宣告结束，市场经济时代到来。
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始于 80 年代末。最初参与市场经济的主要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利用体制内身份投机倒把的官二代；
第二种是被迫下岗的国企工人。
这上千万人被强行卷入市场经济改革，所以当代中国商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权力寻租和自保活命的基因。这两种商业活动都很现实、物质，既没有犹太人的灵活性，也没有清教徒的道德性。
犹太人的商业活动像一个鱼缸，里面不仅有大鱼，还有水草和微生物，形成了可循环的生态系统。清教徒的商业活动及其匹配的商业精神，虽没有水草和微生物，但大鱼吃饱不是为了自身长胖，而是有一种崇高的奉献精神，吃饱后产出鱼子维持其他弱小生物生存，保持物种多样性，只不过这些大鱼的后代因吃得太胖，最后控制了整个鱼缸，这就是当前美国社会的垄断资本主义。
而当代中国的商业活动，就像一个空浴缸，忽然放进许多食人鱼，它们相互敌对，谁能存活谁就是强者。犹太人商业形式的多元化，我们没有这种文化基因，跟风才觉得最安全。清教徒的福利制度由国家解决，至于道德感，只有面对比自己弱小的对象才会出现，面对与自身体量相当的竞争对手，只有吃掉对方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