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这画像的尺寸可得仔细比对。”1949年2月10日深夜，北平艺专教授周令钊举着油灯，对正在绷画布的助手叮嘱道。三天后的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天安门城楼时，毛泽东的画像与朱德的画像并列悬挂，围观群众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这个细节被当时执勤的战士记在日记本里——谁也没想到，这座城楼将成为见证中国百年风云的特殊舞台。
要说天安门挂像的讲究，得从1912年那个飘雪的冬日说起。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那天，执意要把自己的戎装画像挂在城楼正中。据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记载，画像高六米、宽四米二，画师特意在肩章上多描了两道金线。可惜这位 “袁皇帝”没料到，仅仅四年后，这幅耗费三百块大洋的巨制就被愤怒的市民泼上了墨汁。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画像的悬挂竟与铁路时刻表有关。1929年移灵南京时，北平卫戍司令商震看着列车时刻表发愁： “灵车卯时发车，挂像得赶在寅时三刻完成。”那天凌晨，二十名士兵举着火把照明，画师踩着三米高的木梯作画。当孙中山目光深邃的画像升起时，前门火车站恰好传来汽笛长鸣，在场的老同盟会员无不泪洒衣襟。
蒋介石1945年那幅画像倒是闹出过笑话。奉命作画的徐悲鸿学生冯法祀，故意在画像眼窝处多打了层阴影。后来混在人群里的地下党员发现，只要站在东交民巷路口，蒋介石的画像就会显出眯眼皱眉的神态。这个秘密在北平美术界流传甚广，直到1949年元旦，两名解放军战士用刺刀挑下这幅画像时，围观的黄包车夫还在打趣： “看这蒋光头，到死都睁不开眼！”
要说最富戏剧性的，当属斯大林画像的 “一日游”。1953年3月9日清晨，苏联专家送来的画像比预定尺寸宽了二十厘米。情急之下，工人们硬是锯掉两根城楼栏杆才勉强挂上。下午追悼会进行时，突然刮起的北风把画像右下角吹得卷了边。现场摄影师后来回忆： “我从取景框里看见，画像里的斯大林像是在皱眉。”果然当天傍晚画像就被取下，成为天安门挂像史上最短命的记录。
不得不提的是1950年国庆的特殊安排。周恩来亲自审定画像名单时，特意把任弼时的画像往左挪了半米： “弼时同志身体不好，让他离宫灯近些暖和。”这个暖心细节，被当时负责安保的罗瑞卿记在会议纪要里。可惜任弼时没能看到自己的画像——十天后他便溘然长逝，成为唯一没能亲眼见到城楼画像的领导人。
关于毛泽东画像的变迁史，藏着段鲜为人知的 “颜色革命”。1967年第八版画像绘制时，画家王国栋发现库存的普鲁士蓝颜料变质了。情急之下，美院学生连夜翻遍琉璃厂，终于在东四牌楼一家老店阁楼找到战前进口的德国颜料。如今我们看到的画像衣领处的靛青色，正是这批珍贵颜料的杰作。
1980年春天发生件趣事。有位美籍华人指着城楼问导游： “怎么画像看着比四十年前年轻？”其实自1967年后，毛泽东画像每年都要重绘，但画家们始终遵循着王国栋定下的 “四十五岁黄金年龄”原则。这种独特的纪念方式，倒和天安门城楼历经六次大修却保持原貌的坚守不谋而合。
站在金水桥头仰望城楼，那些曾经悬挂过的画像就像历史长卷的书签。从袁世凯的昙花一现到毛泽东的永恒守望，十二幅画像的更迭恰似中国百年沧桑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