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

孙萍 著

入选202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年度重大成果、豆瓣2024年度社会纪实作品、界面新闻2024年度荐书、凤凰网读书2024年度推荐图书、《出版商务周报》2024年度价值新书、第13届春风悦读榜·春风年度新锐。

平台经济和零工化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其中,外卖骑手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庞大群体,也时常为电影、文学作品所书写,备受关注。一个无法回避的过渡时代正在到来,而外卖骑手的生命故事则成为一种社会镜像,或许可以为我们思考不稳定的未来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

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作者历时7年调查19个城市200名外卖骑手,带着行动主义的激情,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诚实书写着平台算法和骑手个体之间的复杂互动。而关切他们的状态,就是在关切我们自己。


Q1

为什么是“过渡劳动”而非“过度劳动”?

A

从社会感知来说,骑手的劳动压力大、任务紧、时间长,用“过度劳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不但不为过,反而十分恰当。比起那些反对加班文化、 憎恶随时在线的白领“打工人”来说,骑手是一群积极主动拥抱“996”“007”工作制的劳动者,可以说,“过度劳动”已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也是因此,这本书不想对“过度劳动”进行赘述,而是希望看见“过度劳动”背后正在形成的一种“过渡”文化。外卖骑手正在以高速、流动、未知的方式切换于零工劳动的诸多场景,想要在此过程中寻觅一个理想安稳的劳动巢穴, 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反思。汉语辞典中对于“渡”的阐释,或许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骑手的劳动现状:“渡”可以指过河的地方,也可以表示横过水面、由此到彼、转手移交之意。而外卖骑手感知到的“过渡感”与此相似,他们像一群河面上的航行者,在阴天没有罗盘、指南针的情况下奋力划桨,希望找到一个落脚之处却又屡屡未能实现。以此为出发点,这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城镇化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劳动的过渡性是如何被生产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过渡性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昭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劳动政治的某些重要变化。


Q2

平台算法如何让骑手越来越卷?

A

(以下内容摘编自《过渡劳动》的田野现场记录)

李建平跑众包夜班,因为 2020 年以后,单单每日午晚高峰的订单并不足以养家糊口,他需要跑更多的单子。但是白天其他时间段众包骑手众多,分到的单子并不多。于是他选择了晚上,人少,竞争也小,相对单子多一些。“你要相信,总有夜猫子要吃饭!”李建平笑着说。李建平是个实际的人,喜欢穿一件军绿色的大衣。他说等待的时候不想事情,也不会伤感,来得多就能赚得多。但是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睡意袭来时会很困,为了防止自己听不到订单提醒的声音,他会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

漫长的等待成为李建平跑夜班外卖的主旋律。有一次凌晨,他在小区周边的商场处看到了几个值夜班的骑手。街道上灯光暗淡,只有零星几家餐饮店开着门。透过昏暗的灯光能看见骑手穿着蓝色或黄色的外卖服,很好辨认。一些骑手聚在路灯下,有的趴在电动车上,有的蹲在旁边,也有的坐在顾客稀少的餐馆里睡觉或者玩手机。夜里的街道非常安静,偶尔能听到他们交谈几句。

夜班骑手需要迎接漫长等待的考验,需要“黏在平台上”, 通过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换取一定的单量。而随着外卖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这样的劳动状况越来越普遍。通过分析过去四年的问卷数据发现,全职骑手在过去四年的平均劳动时长明显增加。在 2018 年,劳动时间超过 10 小时的骑手有36.5%,到了 2021 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 62.6%。这意味着,骑手在平台上的劳动“黏性”明显增加。

这里涉及到“黏性劳动”(sticky labor)这个概念,其论述的核心观点是,伴随着平台组织化的不断提升,外卖骑手在平台上参与劳动的时间越来越长。平台通过游戏化的系统交互、策略式的管理方法, 让越来越多的骑手不得不延长劳动时间。这里面包括人均单量 和单价的调整、算法等级的规制管理,以及基于手机使用和微信群的管理等。

骑手的送单劳动几乎没有特殊技巧,简单易学和高替代性让他们几乎丧失了在订单价格和订单数量上的话语权。为了维持足够体面的薪资水平,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愿”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靠“等”和“耗时”来完成更多的订单。


Q3

过渡的终点是哪里?

A

从宏观来看,过渡劳动的过程和结果所展现出的未来影响,可能远远大于当下对平台和零工劳动的普遍分析。零工经济带来了“过渡劳动”的普遍化,也带来了一个“过渡时代”。这种过渡性让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水面上的浮萍,随波逐流,任由河水把自己带去未知的远方。大家不约而同地相信,平台零工是一份暂时的、在自己并未想好要干什么时所接纳的临时的、跳板式的工作,选择这样的工作有时出于无奈,有时仅仅是为了生存本身。过渡劳动的政治就这样产生了,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看不见、摸不到,却可能对我们的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它预示着一种悬浮、无根的工作状态,一种可能永久存在的过渡性。

对于从事平台零工劳动的人来说,没有多少人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即便他们非常勤奋和努力,也只是因为工作付出、时间和体力消耗能够带来些许回报。对于大多数逃离工厂的劳动者来说,跑外卖更多的是一份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性的劳动方式。外卖骑手是一个碎片化的群体,一个匆匆忙忙的群体,一个在工作伦理大转型时代被催生出来的无所适从的群体。他们像夏日的椋鸟,时而迅速聚集,时而四散离去。劳动的过渡感使他们模糊了对未来的规划,却也增加了他们对于把握当下和主动投入的积极性。这样的发现令作者既担忧又矛盾。她纠结于劳动的“能动性”与“被动感”两端,却忽然发现,自己的思维困境像极了身为外卖骑手的他们,既迫于眼下的生计,也要时常抬起头,想象一下未来的大致模样。


Q4

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

A

作者之所以努力地撰写一本书,一方面是想记录对于这种数字职业新老交替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自2017年至今,来自五湖四海的骑手收作者为友,以他们朴实的方式提供热忱的帮助,这本书是对参与此项劳动的人们所能奉上的最基本的回馈。需要指出的是,今日数量庞大的平台零工劳动者很少能够完全呈现自己的话语,作为一个观察者、记录者,这本书的观点无权也无法完整地代表他们的想法与信念。这只是一种“他者化的叙事”。但对于作者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来说,平台零工劳动者们惠赐了弥足珍贵的成长资源。

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材料来自作者及所在调研小组的一手调查。有幸成为平台经济下职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并能够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来观察、反思,进而联结各方、进行干预,这不仅让作者洞见了劳动本身的复杂、丰富和能动性,也发现了某些情况下可以主动改变的机会,这种行动传播学的经历极为宝贵。与社会调查同步的,往往是学者的自我成长。真要说作者在此过程中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对批判变得更加谦卑和谨慎。随着调查的展开,纸面上二维的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变得高低不平,作者自己也开始反思一些高高在上、看似宏大却不着边际的学术论断。这并不是她想要的。在田野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才慢慢明白,学术生产源自现实生活,回馈现实生活。这才是她作为学者的志业。


本试读经删改以及重新编辑

制作:黄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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