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云珍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受到侵蚀，但是特朗普与欧洲极右翼领导人，彼此互通声气，互相站台。特朗普与欧洲的极右翼政党，均秉持“民族生态主义”的价值观，欧美右翼共振，对于欧盟的气候治理，必定带来新的挑战。
首先，欧美右翼共同秉持“生态民族主义”的诉求。
我们只爱自己边界内的自然，这样一种生态民族主义理念，有深厚的历史根源。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在于对现代性的病态反击，民族主义运动融合了19世纪的文化偏见、痴迷于纯洁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于20世纪，以反启蒙情绪翻开了20世纪的政治篇章。激进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环保主义构成了一条宿命链，现代生态学的出现成为了这一链条中的最后一环。生态民族主义强调国家与自然之间的精神联系，与世界主义的无根的环保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生态民族主义通过对本土物种或原始田园风光的欣赏来表达本土主义和精神情感。因此，极右翼团体、政党和政客常试图将环境问题与现有的民族国家边界联系起来。极右翼对当地的森林砍伐、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等国内问题是关注的，但对于气候变化、能源供应等超越国界的问题却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特朗普2.0背景下，全球政治向右倾斜，生态民族主义似乎正在重新浮出水面。
其次，欧盟气候治理面临着挑战。
一是极右翼逆潮流而行，欧盟气候政策面临倒退风险。欧洲极右翼政党普遍对《欧洲绿色协议》持怀疑态度，认为其加重了工人和农民的经济负担，并呼吁放缓减排目标，甚至废除部分政策，如2035年燃油车禁令。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巴德拉，认为欧洲绿色协议对经济增长构成了制约，并指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是搁置这一环境立法的主要原因。巴德拉表示，他将致信欧洲议会人民党，以及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党团的领导人，提议暂停绿色协议，以回应唐纳德·特朗普即将在美国推出的对经济和企业极具吸引力的措施。
二是改变气候政策的辩论方向，强调“气候适应”而非“气候保护”。德国选择党不相信气候变化是由人为排放造成的，并希望停止脱碳努力，且拒绝承认因人类活动而导致气候变化这一科学共识。2024年6月，德国南部遭遇洪灾，德国选择党利用洪灾，在危机期间将自己描绘成救世主，并利用人们的绝望情绪来传播其将自然变成家园和爱国主义象征的意识形态，并利用气候适应来制定旨在实现种族同质社会的反动政策。
德国选择党在联邦议院的环境政策发言人卡尔斯滕·希尔斯 (Karsten Hilse) 呼吁设立气候适应基金，以取代注定失败的气候保护政策。在2024年勃兰登堡州选举中，选择党的选举纲领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立场，即能源政策基于这一原则：气候适应，而非气候保护。德国选择党在东部三个州一级的选举中，增加了气候适应政策，该政策提倡民族主义性质和国土保护以及“新区域主义”。政治学家马内斯·魏斯基尔彻（Manès Weisskircher）表示，德国选择党日益增长的实力，其反气候保护言论得到了更广泛民众的支持，不仅会影响气候政策辩论的方向，也给未来的过气候政策增添更多阻力。
三是继移民之后，气候问题进一步政治化。与移民问题一样，气候问题将成为极右翼新的一个议题，对主流政党发起攻击，尤其是俄乌冲突后，欧盟面临着能源危机，农民抗争，极右翼迅速抓住了这一契机，对绿色协议发起了新一轮的阻挠。2024年欧盟选举期间，德国选择党反对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依赖于夸大其词的说法，忽略了气候讨论中的细微差别。
四是能源与产业政策转向。欧洲极右翼政党倾向于支持传统能源，如天然气、煤炭，以保障能源安全，可能延缓欧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2024年爆发的农民抗议，导致欧盟已放弃部分农业减排政策（如削减农药使用目标），显示欧盟社会中存在着对绿色转型的抵触情绪。
五是极右翼强调的零和博弈思维，给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增加了阻力。特朗普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自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在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其他地区掀起了钻探热潮，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右翼政党强调“本国优先”，会削弱欧盟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领导力，如对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争议加剧。欧美右翼共振，降低欧美在气候议题上的协调能力，进一步引发贸易摩擦与纷争。
最后，欧盟应如何应对？
其一，欧盟应在气候治理上增加更多影响力，德国正在组阁谈判中，最近通过了财政政策，对债务刹车进行了宽松，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气候治理。
其二，调整政策框架以平衡经济与环保。欧盟可能采取更灵活的气候政策，如放宽部分行业减排期限，但维持核心目标（如2030年减排55%）。通过“REPowerEU”计划增强能源安全，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如氢能、光伏）以减少对俄的能源依赖。
其三，增强社会支持与公平转型。设立“公正转型基金”缓解低收入群体因能源价格上涨的负担，减少右翼民粹主义的煽动空间。增加绿色政策的透明度，注重社会公正，避免出现法国黄马甲运动那样的抗议行动，注重政策的公平性。加强公众气候教育，如欧盟新推出的“应急准备日”计划，提升社会对极端天气的适应能力。
其四，强化多边合作与战略自主。尽管右翼倾向单边主义，欧盟仍可能通过“防范联盟战略”加强内部危机应对能力，减少对外依赖。与发展中国家深化绿色技术合作（如氢能、碳捕捉），以保持全球气候治理影响力。中欧双方可以在农业、新能源等领域合作，以及在全球南方国家加强第三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