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斌，一位在中欧这片教育热土上耕耘了二十载的杰出教授。他的故事，浓缩了中欧的教育精神，承载着无数学子的敬仰。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带着对知识的寻梦和对教育的热忱，许教授跨越大洋，将他的毕生学识传授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欧学生。他的故事不仅是对其个人职业发展历程的描述，更是中欧教育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写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
01
结缘中欧
2003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中欧，是在当年的美国经济年会上。当时我刚刚获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终身教职，正在安排后面一年的学术休假，当时的计划是半年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达顿商学院，半年去新加坡或中国香港的某所学校访问。也是机缘巧合，我在做完新加坡管理大学的面试出来时，恰好遇到了来美国招聘教授的张维炯老师（现任中欧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在张老师对中欧热情洋溢的推荐和循循善诱下，我结下了与中欧的缘分。
早年来中欧访问的教授们大多住在学校附近的盈标酒店。我曾经读到过一篇采访吴敬琏教授的文章是这样写的：“1999年，校区落成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欧上课时就住在400多米远的盈标酒店。这400米路，75岁的吴敬琏已经走了5年了。”（摘自《吴敬琏：我·中欧积极分子》，刊于2004年11月18日的《外滩画报》。）和吴老一样，当年我也是住在这家酒店，也曾一遍遍走在吴老所走的这条路上。
中欧的校园是由贝聿铭设计事务所设计的。它那美丽的校园非常吸引我，朴素大气的建筑、长长的回廊和波光粼粼的水池是如此的相映成辉。
我博士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讲授国际贸易课程。彼时的中欧学生对国际贸易这种国家层面的宏观问题并无多大兴致，而是更希望听到微观层面的企业实操。我在中欧讲授的第一门课是为2002级MBA学生开设的“跨国公司金融”选修课。当时中欧的MBA项目的一个特色是有很多国际交换生，在我的课堂上有一半学生是国际交换生，主要来自欧洲。虽然都是英文授课，但在中欧和在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我教的是纯美国学生，而在中欧我面对的是新世纪的中国学生和欧洲来的学生，他们是什么面貌、在想什么，我知之甚少，对我来说一切都充满着新鲜感。
在授课风格上，我主张讲究逻辑，同时富有激情。当年我在美国授课时也颇受欢迎，因为我不会照本宣科，甚至都不使用PPT，而是在黑板上把一个问题一步步推理清楚，让学生跟上我的推理过程并从中学习经济学思维方式。这种教学方式在我教授中欧MBA课程时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2004年，和MBA学生在Darden商学院
不同于在美国单调的教授生活，在中欧当教授还会参加很多活动。刚到中欧的时候，我还没有在论坛上做演讲的能力，但常被请去当论坛主持人。因为我比较擅长调节现场气氛，问出的问题又比较犀利，所以获得了“中欧金话筒”的称号，引得我在第一财经工作的复旦大学师妹邀我一起做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但我自知并不够格，连普通话也说不标准，就作罢了。
在中欧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吴敬琏教授。吴老80多岁还在中欧满负荷上课，中午也不休息，我经常看到他利用中午时间去复印间复印资料。吴老如此用功，他对世界上各种经济观点了如指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2月的某天，我和吴老师一起登上了央视财经论坛。对我而言，那是一次非常震撼的经历。坐在台上，眼前黑压压一片，因为强光照射在脸上，我完全看不清观众的脸。只记得当时心跳加剧，头脑空白。
我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吴老，只见聚光灯下的他稳稳地坐在那里，仿佛坐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无比自在。更让我惊奇的是，当年已83岁高龄的吴老对所有提问的回答都能举重若轻，字字珠玑，游刃有余，切中要害又毫无张扬，我不禁感叹：吴老真神人也！虽然我跟吴老没有很多语言上的沟通，但他绝对是我心目中的标杆。
吴老退休时，学院设立了“吴敬琏教席”，我万分荣幸地被授予了“吴敬琏教席教授”的头衔。奇妙的是，自从我被冠以这个头衔后，我的教学水平噌噌地往上涨。有不少以前听过我课的学生再来听我的课时，都说我现在的上课水平比以前高了一大截。我想，那一定是吴老附身！
吴老的学者风范和高尚人格时时感染着我。他对时事的看法是尖锐的，他的心胸是宽广的，他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些是装不出来的，对此我们需要代代传承。我希望自己能像吴老那样，把知识和情怀传递给后来者。无论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惠及社会，这也是中欧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2004年，刚加入中欧
02
做中欧的制度建设者
回顾自己在中欧的20年，真是何其有幸。我刚加入中欧时，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欧正处在即将起飞的时点。2004年，共有9位华人教授正式加入中欧，除了我之外，还有丁远教授、许定波教授、许小年教授、杨国安教授、张春教授、张逸民教授等，他们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其中多位已在欧美拿了终身教职。这批教授在这一时间点加入中欧，使得中欧的整体实力和规范建设上了一个台阶，助推中欧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主流商学院有个共同的标志，就是要通过世界上两个最主要的商学院资质认证，即欧洲的EQUIS（欧洲质量改进体系）认证和美国的AACSB（国际商学院协会）认证。我有幸参与了中欧的第一次EQUIS认证和第一次AACSB认证。2004年我来中欧时，正好赶上中欧第一次申请EQUIS认证。当时的心态说不清是战战兢兢还是势在必得，但学院做了非常细致的准备。当时参加认证的教授们，在我印象中都十分认真，他们积极而坦诚地向评审们介绍中欧的方方面面；评审们对中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符合国际标准的MBA学位课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世纪初正是中国的全球地位崛起的时期，中欧又是中国和欧盟政府的合作项目，而且中欧从2002年第一次进入英国《金融时报》百强榜到2004年上升到第53名，通过EQUIS认证可以说是水到渠成。2009年，中欧又通过了AACSB认证。
2004年，中欧建院十周年
除了教学，我还有幸为学院的制度建设做出了贡献。2005年我刚加入中欧不久便担任了学院课程委员会的主席，今天中欧教师的课评表就是当时这个委员会设计的。同年，我还负责创办了中欧第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中欧还没有学科系，长期教授也只有二三十个，我们中最资深的张春教授跟我和其他教授同事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中欧搞一个像其他研究型大学一样的学术研讨会？”于是我开始着手筹备并创建了中欧第一个学术研讨会，我给它取名为中欧EFA学术研讨会，这里E代表经济学，F代表金融学，A代表会计学。在学院建系那年，我成为中欧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系的首任系主任。
2011年起，我担任了学院负责研究的副教务长兼研究委员会主席。从建院起中欧就非常重视教学，设有年度优秀教师奖和教学名师奖等奖项，但当时在研究方面没有与教学奖对标的奖项。于是，我担任主席的研究委员会向学院提议设立了年度优秀研究奖和杰出研究奖。从那时起，我们一步步把中欧的研究体系完整地建立了起来。我也参与了在中欧设立讲师教职的谋划，它为年轻教师在中欧成长为教授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通道。
中欧是最早倡导企业社会责任/ESG的中国商学院之一，学院的使命就是“培养兼具中国深度和全球广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我很骄傲成为最早推动学院企业社会责任/ESG倡议的人之一，和同事与校友一起推出了中欧社会责任论坛和中欧社会责任白皮书，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新时代、新责任”就是我的提议。
回顾自己在中欧的历程，我最感骄傲的不是在教学和研究上取得的成绩，而是在学院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做的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只是奠定了一个基础，中欧的制度建设还任重道远，希望中欧领导、教授和员工齐心协力把中欧建设得更好。
2019年，中欧社会责任论坛与EMBA校友合影
03
留白更能卓越
我现在有个座右铭：“积卷成就人生，留白更能卓越。”“留白更能卓越”这个感悟从哪里来呢？是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来的。刚加入中欧的那几年，我不甘离开学术研究前沿，经常飞回美国开会，继续着耗费心力的学术研究。与此同时，我在中欧教EMBA的起步非常不顺利，当时我欠缺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了解，对于如何提升针对高管学员的课程的教学水平，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学习转型过程，我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次学术创业”。同时我也肩负起日益增多的行政工作。
就这样，在研究、教学、行政三重压力下，我走上了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2009年我第一次拿优秀教师奖，2010年接着拿了第二次，看上去春风得意，但是身体突然发出了警示。2010年夏天，我在上课期间突然讲不出话，心跳剧烈，学生叫了救护车将我送到了医院。记得我缓过来后拿了张纸写下了需要立即取消的工作，一写就写了十几条。我从2005年开始给MBA上课，没有落下一届，除了2010级MBA，因为我突然病倒，是Bala教授临时替我上的，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MBA毕业合影时的自拍时刻
我开始认真反思，是不是把自己“卷”得太厉害了。教经济学时我给学生讲经济不能过热，结果我把自己搞过热了。我那时已46岁，但还当自己是36岁时一样工作。当时读到英国《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谈到人生的U形曲线，谷底正是46岁，我自嘲说自己为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个实证样本。根据这项研究，一个人到了46岁左右需要做一个转型，这样才能走上U形曲线朝上的后半部。如果一个人不转型，那么U形曲线后面那一半向上的部分可能就享受不到了。通过反思，我认识到了人生要有取舍，要懂得留白。
现在上课时，我经常把这个感悟与同学们特别是企业家学员们分享。到中欧来念书的同学有个共同的属性，就是“卷”。尽管现在经济大环境不是很好，但中欧学员们还是富有“卷”劲。现在，每当我讲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效率提升时，都不忘提醒学员们卷也必须讲效率，不要低效地“强卷”，而要高效地“舒卷”。
04
明天更美好
作为一名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如何才能做到更好，我认为要有关怀、谦让和分享。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理心的老师能够产生光辉，照亮身边的人。
做老师是非常幸运的，永远在教新的学生，能够遇到一茬一茬的年轻学子，在中欧最年轻的就是MBA学生。在我的MBA教学中，我发现与00后沟通和与80后沟通是很不一样的，新生代学生更加自信，同时也更加自我。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但并不是信息变多人的认知就会变宽，有些信息传输方式会是一个限制思维的“回音壁”。老师是思想传递的桥梁。我们作为老师的，需要去懂年青一代，帮助他们拓展思维，同时也要从年轻学生那里学习新东西。我记得第一次被问到比特币，第一次被问到人工智能，第一次被问到ChatGPT，都是来自年青一代学生的提问，所以作为老师也要与时俱进。
世界是朝前走的，我在中欧的经历让我对此深信不疑。中欧是一个符合世界潮流的地方，中欧一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编辑| 江雁南
责编| 岳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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